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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敢有敌人的王朝:宋朝“史上最窝囊”

一个不敢有敌人的王朝

顾伯冲

细检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几十个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朝代,要数宋朝时期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最为发达。据史载,自太祖时代始,铸币叠增到年500万的数量,其两年的铸币数就要超过400年后明朝276年所铸之总和,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也不过32万贯;中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产生在宋代,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家属于宋。

不过不要忘了,大宋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窝囊的朝代,一直是汉民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这里不妨翻一下老账:靖康二年开春,也就是1127年正月,金兵攻陷汴梁,四月将徽、钦两帝及3000余名皇室人员作为战俘带回,一年后到达金上京。第二天,金太宗吴乞买即下令让徽、钦二帝去祭拜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陵寝。先是让他爷俩脱下衣服,袒露上身,然后现宰两只绵羊,剥下血淋淋的羊皮披在两位皇帝的身上。以这种极尽侮辱的装束让徽、钦两帝一步一叩首,绕着完颜阿骨打的坟墓转了三圈。礼毕,两位皇帝又去乾元殿拜见金太宗吴乞买,徽宗被封为“昏德公”,钦宗被封为“重昏侯”。

溯源究由,原因很多,致命的还是不敢有敌人的王朝心理一直在作祟。

世上之事,常常是“怕处有鬼,痒处有虱”。宋朝不敢有敌人,但偏偏没有碰上世界大同的好运气,敌人不但客观存在,而且虎视眈眈。千年之前,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除了建都于汴京的大宋之外,还出现过三个国号:一个是建都于内蒙古近郊的辽,另一个是建都于西北地区的西夏,再一个是建都于会宁的大金。上述三个政权的掌门人体内流淌的是惯于纵马奔腾的民族的血液。广阔无垠的草原铸就了游牧民族兼容、多变、简朴、动态的品格,冒险、勇猛、善战、扩张等特征也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或许是为了更好地生存,或许是游牧民族身上留下来的那种原始野性,他们情感罗盘的指针总是蛮横地指向大宋所在的南方。因此,他们总是以宋朝为敌,绝不因对方不敢有敌而手软过。他们所作的这一切完全是为了试一下马刀的锋利吗?当然不是的!

史载,北宋与北方的辽政权和西北的夏政权长期对峙,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不仅承认契丹占有幽云十六州的合法性,还每年送银20万两、绢十万匹,开创了岁币的恶例。每次议和都要拿出如此之巨的钱财物作为贡品,不是要把宋朝的财政压垮吗,或者搞得连年赤字吗?对此,我要负责任地指出:不!我们用不着为大宋王朝杞人忧天。

追溯千年,宋朝在当时可谓超级富国了,这一点贡品只是九牛一毛了。当时,中国就与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50多个国家通商贸易。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繁华景象千年后仍让世人惊叹不已。但富不简单地等同于强。落后就要挨打,而一个没有尚武精神、没有强大国防作后盾的民族,即使经济再强大繁荣,也同样会挨打,会丧权辱国。

幽云十六州是后晋之后包括宋代在内的汉族子民心头的一个痛处。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唐自立,向契丹求援。契丹出兵扶植其建立晋国,辽太宗与石敬瑭约为父子。作为条件,两年后,即公元938年,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之地献出来,使得辽国的疆域扩展到长城一线。宋朝的统治者多次想收复幽云十六州,但几次准备或攻打未果后不得不放弃了。“宫梅粉淡,岸柳金匀,皇州乍庆春回。凤阙端门,棚山彩建蓬莱。”赵佶的这首《声声慢》,字里行间渗透了奢华、渗透了脂粉、渗透了优雅。这种优雅舒坦的生活实在太惬意了,宋王朝的大小官员哪里舍得去打破呢?收复的事只能放一边去了。后来,宋朝干脆承认外族对幽云十六州拥有主权的合法性,而宋王朝的子民们,称辽兵为“虎狼之师”,可见全国上下惧怕之深。

日子越安逸,统治者越不敢有敌人。既然不敢有敌人,就没有必要保持强大的军队了。这是宋朝最高统治者的治国逻辑,也是其推行的“重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的心理基础。最高统治者关注的焦点通常是社会力量的汇聚点。宋时,文化发展到空前高度,欧阳修范仲淹、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柳永、辛弃疾李清照等大家灿若星河。陈寅恪先生评价说:“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就连那些大小官员平时也对咬文嚼字,卖弄文采,风花雪月,浅斟低唱等乐此不疲,以附庸风雅为能事,而一遇国家危机却推诿扯皮,束手无策,甚至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由于文气过重,很多文人和官员只有借酒消愁,到那花红柳绿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歌妓那里寻求理解和安慰;或是寄托老庄,心死抽身,退避入山崖林薮孤芳自赏。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精神木讷的萎靡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