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食客的地位是卑微的
一、主仆关系维系的“忠诚”食客
食客也称门客、家臣，战国至汉初又称舍人，为王公贵族的侍从宾客、亲近左右的通称。在先秦，士人阶层分为四等，第一等为学士，第二等为策士，第三等为方士或术士，食客在士人阶层中处在最底一等。由于士人本身就是最低等级的贵族，所以食客也就是最接近庶人的社会阶层。
西周末期，经过频繁的兼并战争，一些大国及强宗陆续出现，齐、晋、楚先后称霸。随着王室的卑弱，西周的社会结构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更。世卿世禄制度受到了猛烈冲击，原有的社会阶层发生了剧烈分化。士人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中学士以及方士、术士多聚众讲学，探究学说，成一家之言，主要的影响在于思想文化的层面，而策士、食客则奔走于王公贵族之间，摇唇鼓舌，左右逢源，风云际会，主要的影响在于社会政治的层面。
食客和策士也有明显的区别。策士周旋在列国君主之间，充当着谋臣的角色，多是个体行为食客则寄居在豪门贵族之家，充当家臣辅佐的角色，多以群体出现。不过，食客和策士更重要的区别还在于阶级成分的不同。
从早期士人的构成看，那些充当君主谋臣策士的士人，多数都有贵族的血统。这是因为在“私学”没有出现之前，接受教育是贵族的特权，庶民很难有机会接触学术文化。由于西周以来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世卿世禄制度已经被打破，贵族阶层在急剧变革的社会中走向没落，失去了原有的恒定不变的社会地位，或者即使维持着贵族的身份和地位，也没有世袭的俸禄，必须靠自身才能和努力去谋求社会地位。这些没落的贵族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教育，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又经过艰难遭际的磨练，往往具有过人的才识，这就是他们游说人主的资本。比如秦穆公的重臣百里奚，本在虞国当大夫，晋国灭虞国后，百里奚被俘虏，一下子成了奴隶。伍子胥是楚平王太子太傅伍奢之子，因避祸先后投奔宋国、郑国，最后被吴王阖闾召为行人。孙子本是陈公子完的后人，因精于兵法而被吴国重用。
食客一般出身贫贱。从西周末年到春秋之初，一些贵族士大夫的地位日益突显，采邑领地不断扩大，需要家臣协助管理。比如鲁国的季康子、晋国的乐怀子、赵简子等都养有不少家臣。按《国语》，大夫的家臣称“老”，为大夫主持礼乐者称“宗”，也称“宗人”。这里的“宗老”也就是后来的食客。相对于策士而言，食客并不需要很高的文化素养，只要精明练达、善于处事，或者具备一技之长就行。所以早期的食客多由贵族官僚过去手下的武士或部分文职人员充任。但是，在客卿养士制出现之前，食客的人数并不多，构成也没有后来那么复杂。
如果说策士与君主的关系是一种主客关系，那么食客与蓄养自己的贵族之间则近似于主仆关系。春秋之初还是尚礼重义的时代。君臣之间不仅等级森严，而且臣对君主必须忠诚，“事君不二是谓臣”。士人多信奉“君忧我勤，君辱我死”、“从君而二，君焉用之”的信条（《国语晋语一第七》），这也正是君主对于士人操守的起码要求。
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君主的地位常常是朝不保夕，主客之间往往政见不合，策士背弃前主、另择新君的现象已经屡屡出现。但在下层食客之中，尚礼重义的风气似乎还相当浓厚。早期的食客普遍“只知有家，不知有国”，也就是心中没有“国家”，只对主人忠诚。有些食客甚至几代人侍奉一个主家。晋国的乐怀子逃亡时，执政范宣子严令其家臣不得跟从，违者戮而曝尸。乐怀子门下的食客辛俞却抗命以从，被官兵擒获后，辛俞坚定地对范宣子表示，宁愿就死也不愿叛离其主（《国语晋语八第十四》）。
而范宣子也感念其诚，不仅释放了这位以死效忠的食客，还想以优厚的待遇把他拉过来做自己的食客，辛俞却不为所动。其实，食客的所谓忠诚也是由其与主家的特殊关系决定的。因为策士在列国纷争的环境中可以“士无定主”，而食客一旦被弃用，谋生就相当的不易。“忠诚”乃是维系食客与主人关系的一条纽带。
二、食客与贵族的政治联姻
早期食客的地位在许多人眼里是很卑微的。比如孔子就很瞧不起食客。孔子并不反对自己的学生为谋求俸禄而充当策士。孔子说过：“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在孔子看来，“学而优则仕”是天经地义的事。事实上孔子本人从来都不掩饰急于从政的欲望，经年带着学生周游列国，谋取衣食，以至于三个月没有官做，就会惶惶无着。孔子反对的是那种放弃社会思想，只为一己私利而奔走衣食的士人。
孔子曾这样告诫子夏：“女为大人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这里的“儒”可以理解为“士”。孔子的意思是要子夏做一个君子式的儒士，不要做一个小人式的儒士。食客显然只在“小人儒”之列。所以当孔子比较中意的学生冉求置老师的教诲于不顾，一心要去投奔鲁国的大夫季氏充当食客时，孔子气得暴跳如雷，当众宣布：“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在《论语》中，孔子对自己的学生如此发火，乃至要将其逐出师门，这是绝无仅有的。食客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动荡进一步加剧，列国君主和贵族豪门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纷纷以优厚的待遇招徕天下才识之士，客卿养士之风开始盛行。在这样的背景下，食客的队伍迅速扩大，其身份和地位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三家分晋”是春秋时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这一事件突出地表明，旧有的政治版图已经打破，新的社会格局正在形成。一些具有强烈的政治野心的贵族官僚试图在急剧变革的社会结构中谋取新的位置，而另一些没落贵族则急于在动荡的政治格局中保住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这都需要一批见识高明的家臣为自己出谋划策。这样，食客的作用已不仅是像过去那样简单地管理家政，而是要用自己的才干辅佐主人实现政治图谋。食客的政治地位由此得到了提高。政治地位的提高必然带来经济待遇的提升，于是食客这一特殊的职业也开始得到一些才识之士的青睐。
客卿养士之盛，苏轼曾作过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东坡文钞上》）食客群体的扩大，使得其流品更趋庞杂。在养士之风最盛的战国时代，食客中既有侠客、赌徒、奸人、罪犯、盗贼之类，也不乏识见高明的人，诸如毛遂、冯谖之辈，这类人的才干其实已不在那些风光无限的策士之下。
有的食客碰上机遇，也可能摇身一变而为策士。魏国范雎在成为策士之前，因“家贫无以自资”，只好先给魏中大夫须贾当食客。也有的主人把门下能干的食客当策士使用。如秦国围攻邯郸时，赵王派平原君合纵于楚，这是一次重要的外交活动，理当选派一些能言善辩、足智多谋的策士随从，平原君却很自信地表示：“士不外索，取于食客门下足矣。”（《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著名的食客毛遂便是在这次外交活动中“脱颖而出”的。
秦相吕不韦门下多博闻强识之士，不韦“使客人人著所闻”，写成了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突出地位的《吕氏春秋》。吕不韦曾将《吕氏春秋》置于咸阳城门口，请诸侯游士宾客阅览，并承诺“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史记吕不韦列传》），足见其门下食客的著述水平之高。
食客政治作用的凸显，使得食客与豪门贵族之间原有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贵族政治欲望的膨胀和他们对食客的倚重，激发了食客的主体意识，使他们对于自身地位有了强烈的诉求。食客与贵族的主仆关系已经被主客关系取代。这一时期的食客更多体现出“游士”的特点：食客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忠诚于自己所效力的贵族，只要在待遇方面稍不如意，随时可以像策士一样另择新主。而且食客背离主家，常常表现为一种集体行为。往往是一个食客出于某种不满甩袖而去，其他食客便群起效仿。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对食客群体利益的自觉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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