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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乱世的瘟疫

265年,司马炎废掉魏主,建立西晋,又灭蜀、吴,统一了国家。以后西晋统治爆发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匈奴贵族刘渊乘乱起兵,建立汉国,于316年灭西晋。在此后的120多年中,入居黄河流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族以及部分晋人在北方相继建立了19个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在南方,司马睿西晋灭亡后建立东晋。在这个乱世的时代,疫病流行异常频繁,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比较特殊的。

西晋立国五十年左右,但有确切年份记述的疫病流行共有12次之多。东晋的疫病比起西晋来,总次数略有增加,标明年份的疫病流行共有130次。

晋武帝泰始十年(274年)大疫,就连南方的吴国也被波及到。咸宁元年(275年)十二月发生大疫,京都共死了约十万人,《晋书﹒武帝纪》形容“洛阳死者大半”。这场疫病一直流行到咸宁二年才渐渐消退。太康三年(283年),又有疫病出现。

晋元帝元康年间,八王之乱开始爆发,西晋统治出现危机,社会生活条件恶化,疫病接二连三,出现了一个流行高峰。元康元年(291年),雍州疾疫。元康二年冬十月,大疫。元康六年,关中大疫。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疾疫。

晋怀帝永嘉年间,西晋统治危机日益严重,政乱朝危,持续了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终告结束。“魏晋以来积蓄,扫地无遗。”这一时期,天灾人祸交织在一起,疫病也不时流行。永嘉元年(307年),关中出现疾病。永嘉四年五月,秦、雍州饥疫至秋。十一月,襄阳大疫,死者达三千余人,永嘉五年,石勒向江汉地区进攻,遭到王导的抵抗,石勒军队接连出现疫情。永嘉六年春季,石勒军队在汝南出现大疫。

西晋末年和东晋初年,由于晋朝政权不稳及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战争四起,疫病更多。

东晋元帝大兴三年(320年),晋军在渑池发生大疫,本想和石勒主力决一雌雄,但因为疫病只能不战而退。永昌元年(322年),前赵刘曜亲征氐羌,部队流行疫疾。刘曜为父和妻修陵墓,人民劳作辛苦,关中“疫气大行,死者十三四”。这时的石勒“境内大疫,死有─十二三”。河朔地区的情况也是相差不多。永昌二年,江淮地区又流行寄生虫病。

成帝咸和五年(330年)夏五月,发生严重旱灾,引起饥荒和疫病。明帝时期,“兵凶岁饥,死疫过半,虚弊既甚,事极艰虞。”尽管疫病没有具体的系年,但可知流行的范围较广,次数较多。穆帝永和五年(349年)发生大疫,具体地点不详。永和七年,中原地区发生饥疫。这年四月,刘显杀石祗及诸将帅,“山东大乱,疾疫死亡。”永和九年五月,再次发生大疫。

海西公太和四年(369年)冬,大疫。孝武帝太元四年(380年)三月,大疫。这年冬天,又发生疫情,一直延续到太元五年的五月,“多绝户者”,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东晋末年安帝时期,战乱加剧,疫病也多。义熙元年(405年)十月,流行斑疹伤寒,疫情较重。义熙四年,刘敬宣伐蜀,部队大疫。义熙七年(411年)春,又出现大疫。

两晋时期疫情严重空前,主要与当时社会秩序比较混乱有关。西晋初年,统一全国后,疫病就比较少,但自八王之乱以后,统治涣散,疫病增多。东晋在政权相对稳定后,疫病减少,但东晋末年,疫病出现的次数就明显增加,可见社会动乱对疫病的流行影响非常大。

不断的疫病流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大量人口死亡,这是疫病之后最明显的后果。东晋初年,京兆韦泓的亲属“遇饥疫并尽”,全部没有能逃过灾疫的侵扰。晋孝武帝时的疫病,史书记载为“多绝户者”,即有很多人是全家死绝。疫病的另一后果是造成饥荒。西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七月,雍州先是大旱,接着“殒霜疾疫”,于是饥荒出现,“关中饥,半斛万钱“。疫病的一再出现,必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江统在《徙戎论》中谈到北方的社会混乱时说:“方今关中之祸暴兵二载,征戍之劳,劳师十万,水旱之害,荐饥累荒,疫疠之军,礼瘥夭昏。”《晋书﹒食货志》对西晋时期疫病的流传分布和产生的后果进行了总体评价:“及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刘曜之逼。朝廷欲迁都仓垣,人多相食,饥疫总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

社会黑暗,疫病接踵而至。疫病频频流传,又把社会更推向黑暗的深渊,社会的混乱破败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