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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的散官发展与清浊异同

一、南朝散官"阶官化"的迟缓

官阶制度是官僚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形式的等级规划体现了不同的政治取向。汉代禄秩等级是从属于职位的,官员若无职位则无等级可言,这属于重效率的职位分等类型。[1] 魏晋南北朝时官阶制却开始向另一种品位分等类型过渡了,最终在唐代形成了文武散阶之制。散阶又称"本品", 减小了因职位变动而造成的地位变动,从而赋予了官员更多的安全感,保障了其权益的稳定性。

魏晋以降士族政治、门阀特权扭曲了官僚政治,分官设职更多地基于优惠考虑而非效率考虑,职事官之外委积繁衍出了五光十色的名号、散职,一人拥有多种头衔屡见不鲜。由此而导致的职、官、名号的分离,应该说是官阶制向品位分等演化的一个基本原因。不过仅以士族政治来解释中古散阶制的发达,那仍然是不惬人意的,因为在此就要面对这一事实:南朝政权本来更富"文治"色彩,文官重于武职;然而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反而比南朝更具深度、广度和速度。

与此期阶官化进程相涉的文散官,主要是诸大夫和东省散官。"阶官"已是脱离职位的位阶了,它们并无员限、可以随机加授和迁黜;散官则是冗散无事之官,仍有员限,未能摆脱职位性质。文散官阶官化的骤然加速是在北魏后期,这时候四方云扰、战火连绵,朝廷为笼络之计而向将士们广授散职,毫无吝惜之意。尔朱氏掌权之时,"欲收军人之意,加泛除授,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督将兵吏无虚号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滥,又无员限,天下贱之"[2] 。这些散官不但被普授、滥授,而且还是与将军号成双成对儿地"双授"的,即所谓"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由此,这些散官迅速虚衔化了,成了普遍拥有、且不断升迁的"阶"了。比如裴良:起家奉朝请,宣武初为中散大夫;后为太中大夫,孝庄末为光禄大夫;节闵帝时除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加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转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3] 他一为东省散官,六为大夫,这些官号都非实职,仅仅标志着他的阶级变动。又如赵刚:"累迁镇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历大行台郎中、征东将军,加金紫阶。"[4] 金紫以及银青光禄大夫,在时人眼中已明明是"阶",而不仅仅是"职"了。进至北周,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诸大夫以及由东西省散官变化而来的34种散官,演化为一个首尾完备的位阶序列。这个序列,便是通往唐代散阶制的重要环节。[5]

然而当把目光转向南朝的时候,却没能看到类似的发展。冗官散职的委积滥觞于魏晋,东晋以下的制度发展,南北两系分道扬镳。同是承袭魏晋而来的那些文散官,在直承魏晋的南朝,其散阶化进程却迟滞不前、步履蹒跚。

南朝的诸大夫几乎始终都仅仅是崇礼、优老或安置闲冗之职,比魏晋没有太大变化。《南齐书》卷十六《百官志》仍把左右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列于光禄勋属官之下──较之汉魏旧制,依然故我;且谓:"诸大夫官,皆处旧齿老年"。《南齐书》卷三《武帝纪》永明七年(489年)正月诏:"诸大夫年秩隆重,禄力殊薄,岂所谓下车惟旧,趋桥敬老。可增俸,详给见役。"可见诸大夫依然用以敬老、安置年秩隆重者而已。又《隋书》卷二六《百官上》记梁制:"又有光禄、金紫光禄、太中、中散等大夫,并无员,以养老疾。"用作闲散之位的散官,与用以标志等级的"本阶",自然还有相当距离。

诸大夫中之以光禄为名者位望较高,常用于优宠德高望重者,或用于死后赠官。左右光禄大夫如加开府之衔则可置官属[6] 。南朝史传中的官僚衔位,常有光禄大夫某某的记法,以此为其代表性官衔。所以其时有求金紫(金紫光禄大夫)、乞一片金之事。至如中散大夫、太中大夫阶级较低,就往往用以安置闲冗、甚至政坛失意者了。请看《南史》:

萧惠训:梁武起兵时以郡相抗,归降后梁武宥之,以为太中大夫。(《南史》卷十八《萧琛传》)

王籍,以公事免,及为中散大夫,弥忽忽不乐。(《南史》卷二一《王籍传》)

王楷,人才凡劣,宋时为太中大夫。(《南史》卷二三《王蕴传》)

王弘之,宋明帝初同逆,战败被宥,终于中散大夫。(《南史》卷二四《王弘之传》)

垣护之,宋明帝时因聚敛贿货下狱免官,后起为太中大夫,未拜,以愤卒。(《南史》卷二五《垣护之传》)

殷道矜,幼而不慧,位太中大夫。(《南史》卷二七《殷景仁传》)

何求,性行诡僻,逃官隐居,后为太中大夫。(《南史》卷三十《何求传》)

徐广,忠于前朝不附新主,宋初除中散大夫。(《南史》卷三三《徐广传》)

顾琛,宋明帝时同逆,兵败归降,为中散大夫。(《南史》卷三五《顾琛传》)

这样,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对士大夫的吸引力,想来就不会太大。

江左的诸大夫也具有维系资位的作用,不过它们在普授范围上,以及虚衔化、序列化程度上,终归是远逊于西魏北周的进化水平。同样,南朝作为加官或起家官的东西省散官如给事中、奉朝请等,也没有像北朝那样,在诸大夫的带动下而被纳入散阶。至于在职事官外加授侍中、散骑常侍的情况,南朝与北朝一样屡见不鲜。不过这种加官具有临时性。例如《南史》卷十五《徐湛之传》:"再迁散骑常侍,寻加侍中,……后迁丹阳尹,加散骑常侍。"《南史》卷三十《何戢传》:"迁散骑常侍、太子詹事。寻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转戢领选,问尚书令褚彦回,以戢资重,欲加散骑常侍。"这显然不同于阶官的应具性质。

北朝文散官"阶官化",得益于它们向将士们的普授和滥授;而在南朝,由武将而获文授则颇不容易。不少战功卓著的将领是到年老而须优崇之时,方才得到大夫之号的:

张兴世:宋废帝元徽五年(477年),以疾病徙光禄大夫,常侍如故。顺帝升明二年(478年)卒,时年五十九。(《宋书》卷五十《张兴世传》)

朱修之:后坠车折脚,辞尚书,领崇宪太仆,仍加特进、金紫光禄大夫,以脚疾不堪独行,特给扶侍。卒。(《宋书》卷七六《朱修之传》)

宗悫: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年),从猎堕马,脚折不堪朝直,以为光禄大夫,加金紫。(《宋书》卷七六《宗悫传》)

周盘龙:齐武帝永明中,以疾为光禄大夫。寻出……盘龙表年老才弱,不可镇边,求解职,见许,还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世祖戏之曰:"卿著貂蝉,何如兜鍪?"盘龙曰:"此貂蝉从兜鍪中出耳。"十一年(493年),病卒,年七十九。(《南齐书》卷二九《周盘龙传》)

武将周盘龙年老解职时方得常侍、大夫,其时齐武帝还以貂蝉、兜鍪为戏,其时对文号、武号之别君臣颇为敏感,很当一回事儿的。《南齐书》卷二九《吕安国传》:

(永明四年,486年)有疾,征为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安国欣有文授,谓其子曰:"汝后勿作褶驱使,单衣犹恨不称,当为朱衣官也!"

以将领见任的吕安国以终得文授为殊宠,可见获得大夫、常侍,对武将往往是 意外的惊喜。他殷殷告诫其子勿作褶驱使[7],要努力以文职进身,明不以武职为荣。 在北朝魏、周之际,军号与散官的"双授"一度成为"时尚"。而同期的南朝虽然也有些零散例子,例如萧子良为光禄大夫、左将军,到仲举为贞毅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褚彦回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等等,但这不过是随机现象而已,远不能同北朝的规模数量相比,而且不像北朝,军号、散官的作为位阶而不断同时迁升。

散官普授毕竟是一种名号猥滥,散官与将军号的"双授"更混淆了文武职类,从制度上说都不正规,都非"常态"。北齐统治者基于这种考虑,曾对"双授"现象力加整饬。[8] 南朝政权比北齐更富"文治"色彩,其与汉晋制度一脉相承的连续性,我想就造成了维系"正规"与"常态"的更大惯性。江左更为厚重的文官政治传统,应该认为是抵制散官滥授及"双授"、阻碍散官阶官化的因素之一。

二、 南北"清浊"观念之异同

但以上解释,仍未穷尽南朝散阶化缓慢的全部因素。南朝的诸大夫不轻易授予武人,并不仅仅出自维系文官政治的"正规"和"常态"的考虑,还在于此期浓厚的"清浊"观念,在"文武"之间划开了一道深深鸿沟。下面便就这一线索,进一步分析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为何进展缓慢的问题。

学界对中古选官的浓厚"清浊"观念已论述颇多,人们耳熟能详。由于士族门阀政治的繁荣,王朝选官开始发生变态。一些士族所习惯迁转的官职,逐渐被视为清官而为其独占。诸如"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9] 、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10] 、秘书丞天下清官[11] 之类,已经形成了相当凝固的格局。哪些官职是清官来自积习,不但不是行政当局的刻意规划,而且君主的"革选"往往也无能为力。散骑常侍的沉浮即是一例[12] 。

哪些官儿能成为清官,当然是有规律可寻的。首先是要"清贵",所以相当于君主近侍的黄门郎、散骑郎等很早即成清选,以表明门阀身份崇高、位踞切要。其次是要"清闲",如此才能适应纨绔贵游们尸位素餐、安享荣乐的需要。东宫的太子庶子、太子洗马、太子舍人等等,便曾以"职闲廪重"而为其分外瞩目。其三,许多清官都是文翰性的官职,例如秘书郎、著作郎之类。因为中古门阀从本质上是文化士族,雄厚的经史诗文知识是他们"平流进取"的凭藉。士族"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13] ,文法吏职是不合名流口味的,因此尚书郎初称清显,但"自过江,尚书郎正用第二人"[14] ;侍御史虽负监察重任,然而甲族由来多不居宪台[15] 。重文轻武,尤其是五朝冠冕根深蒂固的偏见;以军士武人起家者,被蔑称为将种、兵家。因此除了少数禁卫军校之职,一般说来武职官不在清官之列。

当然寒人军士也可能因战功卓著而获文职、甚至跻身清官。但是南朝特重"起家官",自幼"平流进取"、初仕便入清途,那才是门望高华的标志;出身卑微者即令苦苦奋斗、因缘时会而猎得清位,但那与贵游们起家即是"清选",仍不得相提并论。有些清官寒人就很难染指,例如秘书郎、著作郎;另一些清官如被寒人染指,则其"清华"光晕往往随即减色。士族名流还曾发出"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的呼吁[16] ,力图堵住武人混入清途的缺口。周一良先生指出:"大抵南朝甲族著姓起家文职,而 兵户 将家 寒门子弟往往出身武位。但仕宦既进之后,又不论出身,文武官位可更互为之。"不过这时依然"文"高于"武",并体现在官僚结衔时以文官居前之上。[17]

不难看到,江左的"清浊"选例更多地体现了士族的偏好:重清闲而轻吏职,重文翰而轻文法,重文官而轻武号。这"清浊"并不符合行政规律,实际也不是君主的法律规定。它甚至超越了王朝的法定官品。《隋书》卷二六《百官上》:"陈依梁制,……多更改迁官,未必即进班秩。其官唯论清浊,从浊官得微清,则胜于转。"在士族眼中,"清浊"的区分比班品高下更富于含金量。

相形之下,北朝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十六国北朝的政治体制"胡汉杂糅",这反倒淡化了"正规"、"常态"观念,为制度的各种变异提供了众多契机。进一步说,江左政权是文化士族盘踞朝廷,北方政权则由军功贵族构成了统治中坚,后一形态更接近于专制官僚政治。[18] 由此就造成了南北政治文化的重大差异。军功贵族因其异族征服者身份和尚武传统,他们对"文武""清浊"之辨很不敏感。北魏的名位自初就比南朝猥滥,同样的官位随随便便就授给了地位低微者,或同样身份的人在北魏得到了更显赫的名号,甚至武人、恩、蕃胡、宦官之流都能占有"黄散"、大夫之号,并不算什么希罕事儿。例如皮豹子以有武略而为散骑常侍、王洛儿以善骑射为散骑常侍,乞伏居以高车部人为散骑常侍,娥清以"累著战功,稍迁给事黄门侍郎",斛律那以朔州敕勒部人而得为光禄大夫,等等[19] 。稍稍翻检《魏书》卷九三《恩传》、卷九四《阉官传》,则恩、宦官之任常侍、大夫者便历历可见、俯拾即得。这在江左华胄看来要大惊小怪、愤愤不平的现象,北魏朝廷却安之若素,当事人亦居之不疑。又如秘书省官,在南朝最为甲族起家之选;而在北朝就不是那么清贵了,并非文化士族的独占禁脔。例如秘书监伊香:代人也,少勇健,走及奔马,善射,力曳牛却行。……(太武)帝贤之,遂拜秘书监。[20] 又如贺若统,其先居漠北,世为部落大人,勇健不好文学,以祖荫为秘书郎[21] ,而这已在汉化颇深的孝明帝之朝了。可见北魏的"清浊"区分、文武界限,经常淡薄如纸。 当然,北朝并不是没有清官、清显、清华之类观念。但如加细绎,则北朝清官层次其实有三:第一层次是所谓九流。自从孝文帝创造了流内、流外之制,中正品的第二品以下别为"流外七等",流内九品便都是二品清宦了。第二层次所谓是三清,同在九品之内,诸官仍有"第一清"、"第二清"、"第三清"之异,也有些官职在"九流"之列而不属三清。[22] 第三层次,便是某些官职因其特殊的位望而为君臣瞩目,由此形成的观念性、习惯性的清官了。

通过这三个层次,便能发现北朝有异江左的地方。例如北魏为九卿分出了"三清",这并不是江左五朝旧例,江左并不在九卿这些行政性官职上纠缠"清浊"。进一步说,尽管北朝的"三清九流"之制仍被说成是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在职官制度中的深刻表现[23] ,但北朝清官出自法令一点,学者依然指为北魏独有:"魏晋以来,人分士庶,官有清浊,但是均为习惯使然,未曾见官府以法令的形式规定哪些官是清官"[24] ,"以皇权的威力和法令的形式硬性规定(清官)",这是魏晋南朝皆不曾见而北魏独有的现象[25] 。不过从后代看,北魏清官之制就并非独有了,它看上去更近于唐帝国的清资官、清望官、清官、清流制度[26] 。而唐朝清官,想已不会被错认为门阀制度的一部分,它是朝廷立法者对官职资望的正式认定。相对于南朝的"官以人而清",不妨说这已是"人以官而清":士人因居其职才获得了荣耀,而不是他个人门第为这个职位增添了清华。进而可以推论,北魏的"三清九流"出自皇权、出自法令一点,已与江左那种最典型的士族门阀制度,拉开了相当距离;在清官变迁史上,北魏之制已显示为江左到唐制的过渡形态。

至于那些因其特殊位望而为君臣瞩目的那类清官,北朝仍与南朝不同。考察魏、齐、周各朝"清显"、"清华"等语用法,便可知它们每每是指台省要职。 《北齐书》卷四二《崔传》:何为不在省府之中、清华之所,而并出外藩,有损家代?是省府要职即是"清华"。袁聿修"以名家子历任清华"。检其仕历,他九岁为州主簿,释褐太保西祭酒,本州中正、尚书度支郎、五兵左民郎中、太子中舍人、太子庶子、博陵太守、太府少卿、大司农少卿、吏部郎中、司徒左长史、本州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都官尚书、吏部尚书、太常少卿等。[27]

又许"久处朝行,历官清显"。检其仕历,则为司徒主簿、殿中尚书、司农卿、大理卿、度支尚书、太子少保、少师、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特进等。[28] 二人所居不乏省府要职,可以窥知魏齐所谓"清华"虽有同于南朝者,但比较而言,却更看重其是否权尊责重、职事切要。

众所周知,南朝贵游不乐台郎,把担任侍御史视作"南奔",甚至御史中丞这样的要职都不得青目,所谓"江左中丞虽亦一时髦彦,然膏粱名士犹不乐"[29] 。可是尚书台郎和侍御史,在北朝都在"清华"、"高选"之列。《魏书》卷十四《元子思传》:谨案尚书郎中臣裴献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参清宦。又《魏书》卷六九《袁翻传》:加以尚书清要,位遇通显。《北齐书》卷四七《酷吏宋游道传》:"出州入省,历忝清资。"按宋游道原为司州从事,文襄帝高澄使为尚书左丞。《北史》卷三六《薛慎传》:西魏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慎兄善又任工部,并居清显,时人荣之。[30] 膳部、工部,前后代均属尚书省职。可见北朝的尚书台官不乏清望。

北魏的御史号称"高选",不仅取人精慎,而且采取考试录用之法。孝明帝时,御史中尉元匡曾"博召辞人以充御史,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31] 又"御史中尉元匡高选御史",高道穆以"欲厕影髦徒,班名俊伍"为言,希求"身隶绣衣,名充直指"。在高道穆官至御史中尉时他仍其旧贯,"选用御史皆当世名辈,李希宗、李绘、阳休之、阳斐、封君义、邢子明、苏淑、宋世良等四十人",还曾为此踌躇满志:"自今以后,当得精选御史矣!"[33] 东魏"中尉崔暹精选御史,皆是世胄,广独以才学兼御史,修国史。"[32] 所以史称:"后魏御史甚重,必以对策高第者补之。"[35] 学者因而指出,北朝没有像南朝那样出现御史台位望下降,御史官遭门阀歧视的情况。[34] 北魏孝文帝定起家清官:"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36] 可见御史正在"省府之中、清华之所"范畴之内。与御史相类,廷尉也号称清官。元雍曾打算任用三公曹令史朱晖担任廷尉评,元顺云:"朱晖小子,身为省吏,何合为廷尉清官!"[37] 推知廷尉正监平及廷尉均为清官,并未因其是"法职"而失其"清"。以上与南朝判然有别的情况,都显示了北朝对政务、法制的重视,进而显示了对"清浊"的不同理解。 《魏书》卷八八《良吏明亮传》:

延昌中,世宗临朝堂,亲自黜陟,授亮勇武将军。亮进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号至浊。且文武又殊,请更改授。"世宗曰:"今依劳行赏,不论清浊,卿何得乃复以清浊为辞!"亮曰:"圣明在上,清浊故分。臣既属圣明,是以敢启。"世宗曰:"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独欲乖众,妄相清浊!所请未可,但依前授。"……亮曰:"请改授平远将军。"世宗曰:"运筹用武,然后远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远也!"亮乃陈谢而退。

学人往往引证上文,以证明北魏选官"文清武浊"。不过明亮不乐武号,实在与北魏的传统和现实格格不入。宣武帝驳斥他"独欲乖众,妄相清浊",一点儿也没有委屈他。我颇疑明亮的真意是嫌"勇武将军"太低,便搬出"清浊"作"请更改授"借口。宣武帝明确宣布"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否定"文清武浊"之论,这不过是以现实相告而已。北朝勋贵传记,每有"武艺绝伦,有将帅之略"、"性雄豪,工骑射"、"膂力过人,便习弓马"语,这与魏晋史传叙人多"风神夷简"、"雅有远韵",南朝史传叙人多"词采遒艳"、"善为文章",大相径庭。在北朝还常能看到这样的说法:"欲求宦达,当资干世之务","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经邦致治,庶及古人","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为博士也","书足记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笔砚、为腐儒业乎!"甚至北朝的汉族士族也难免世风熏染,而把"以武达"和"以文通"同等地视为振兴家门之途。

北魏孝文帝时,工商皂隶"或染清流"一类事情已时时发生。宣武帝时,"法开清浊,而清浊不平,申滞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怀怨","中正卖望于下里,主按舞笔于上台。"[38] "蕃落庸鄙"也得以"操铨核之权"[39] ,宦官、恩居然滥厕中正之位,承担起了"清定门胄,品藻高卑"的庄严职责[40] 。北周制度,便已选无清浊。[41] "士庶"界限日益含糊不清,"清浊"、"文武"更不足以阻止官位、名号向武人普授。北魏 "以军功为给事中"、"以军功除员外散骑常侍"、"以功授员外散骑侍郎"、"讨盖吴诸贼皆有功,拜散骑常侍"、"以军功累至书侍御史、通直散骑常侍","累以战功进至左光禄大夫"、"征伐有功,稍迁中散大夫"、"以军功累迁金紫光禄大夫"、"以军功至太中大夫"[42] 等现象,史不绝书;进而到魏末五等大夫、东西省散官向"督将兵吏"们普授、滥授和"双授",不过是百尺竿头、再进一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