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门观史|自比管仲乐毅?孔明想找死吗
诸葛亮在出隆中之前,躬耕陇亩,“每自比于管仲、乐毅”,陈寿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的记载,成为一条历史共识,从没有人质疑过其中的真假。
诸葛亮为什么要自比管仲、乐毅?一般的解释是管仲厉害,“相桓公一匡天下,交叔牙万古高风”,一幅对联道出了管仲的历史口碑。乐毅也非等闲之辈。
然而,回到三国时代,基本可以判定,这是一段后人虚构的故事。以诸葛亮生平的谨慎和极强的政治敏感性,他是不大可能自比管仲、乐毅的。
先看管仲,他的真名其实叫管夷吾,是齐桓公“政事专任夷吾”,尊其号曰“仲父”,“国有大政,先告仲父,次及寡人。有所施行,一凭仲父裁决。”仲是老二的意思,仲父就是亚父。“又禁国人语言不许犯夷吾之名,不问贵贱,皆称仲,盖古人以称字为敬也。”
试看,管仲被尊为仲父,诸葛亮也被尊为相父。二者何其相似?诸葛亮在蜀汉受到的礼遇是一样的。
难道,诸葛亮真的是神仙转世,未曾出道就知道自己能和管仲一样在蜀汉专政?在枭雄刘备面前,他难道不懂得这个自比会触及刘备的忌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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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更重要的是,管仲在历史上也属于争议人物。
一是对管仲忠信问题的质疑。 《论语·宪问》载子路、子贡之问“管仲不死君”,反而在桓公杀了自己的主人公子纠后,担任桓公的丞相。子路、冉有、子贡对管仲“不死君”的行为表示了怀疑,并持严厉地批评态度,他们认为管仲是典型的不忠。
管仲强调了自己“不死君”的理由:
“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
他给自己规定了几种不死君的条件,作为对自己的辩护。《管子·大匡》载管子曰:
“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
他把君主与国家社稷区别开来了。针对弟子的疑问,孔子回答: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
孔子以仁称道管仲,实际上回避了忠信二字,维护了管仲。以至于后世的儒家大概也看出孔子这一回答的说服力不够,如宋代的朱熹还在对此作进一步圆通的解释。
二是时人对管仲不知礼、不俭有过批评。《论语·八佾》中孔子直指“管仲之器小哉!”包括批评其不俭、不知礼。其证据是“管氏有三归”,而且“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因此,“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
所谓“有三归”,是指管仲在答应桓公相齐时,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以“臣卑”为理由,要桓公将其地位提到二大正卿之上;二是以“臣贫”为理由,答应他娶三姓女子;三以“臣疏”为理由,要桓公立其为仲父。所谓“有反坫”,是指管仲“与国君同制”。这些在先秦齐国不是个事,但在三国时却是大忌。因此尽管韩非子对管仲佐桓公成就霸业颇为称道,但孟子、曾西(曾参之子)却以将其与管仲并列为耻,事见《孟子·公孙丑上》。
依我看,诸葛亮与管仲之间形可比而神不可比,诸葛亮一生以忠信、谨慎著称,不可能在三国那个特定环境尤其重视忠信的背景下,公开将自己比作有忠信污点和违制的管仲。
再看乐毅。乐毅与东汉以前许多名将相比,名气和地位不知要逊色多少。
有关乐毅的史料很少,他最大的功绩就是率六国伐齐,连下齐国七十余城。
但乐毅与燕惠王的关系不好,他在著名的《报燕惠王书》中驳斥了惠王对自己的种种责难、误解,抒发功败垂成的愤慨,申明自己不为昏主效愚忠,不学冤鬼屈死,故而出走。
想一想在三国时,就凭这一点,即可判断诸葛亮怎么可能公开自比乐毅而毫无政治敏感性?他难道不知,自己是乐毅,那么,刘备或刘禅就是燕惠王。
其实,对照这三人,不难发现,一文一武的管仲、乐毅简直就是传说中诸葛亮的合成版。这当是后人PS而成,至今也找不到诸葛亮本人自比管仲、乐毅的亲笔记载。唯一“可靠”的记载就出自《三国志》。
刘备在世时,对诸葛亮的信任并不如《三国演义》里所写的那样,诸葛亮的地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后主刘禅时期,即便他自比管仲乐毅,也不可能在隆中时即预测得中;而身居相父后,他更不可能公开自比此二人而招人忌惮。
诸葛亮“自比”管乐二人,应当是其死后人们对他的追念,附会成“自比”的结果。陈寿自己也说:
“亮之奇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
他拿管仲、萧何来比诸葛亮,也知道诸葛亮是治国行政之才,而不是乐毅那样的将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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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阿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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