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汉代音乐美学思想
> 关键词：音乐美学 汉代音乐 审美>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 经历了春秋诸子百家争鸣的洗礼，汉代音乐艺术逐渐由封闭的以祭祀、王礼及统治阶级的专用，转化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教化人们思想、大众娱乐的文化形态。在这种人文意识的支配下，汉代音乐艺术不再依附于祭祀或其他典礼仪式中的礼乐活动，形式和内容空前丰富多彩，受周礼和“雅乐”礼念的束缚越来越少，而是情感的力量大于伦理的力量，世俗的愉悦之情大于典礼的静穆之情，日益成为人们表达情感、娱乐享受的需要。在远离郊祀庙堂之乐广阔的音乐活动后，对审美愉悦与对欢乐享受的欲求，越来越突出。而汉代人的音乐美学思想也有了根本的变化。> 一 “音乐本质美”的美学思想> 音乐是人类表达情感的最直接的工具，“唯乐不可以为伪”，乐可以表达人的各种情感的功能。正是基于对音乐的这种认识，《乐记乐本》开篇即言：>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就是说，音乐是客观世界的主观反应，反对把音乐作为奢侈品或消遣的看法，认为“乐”是人的内心受到了外界事物的影响，激动起来便产生了一定的思想感情，然后用按一定规律形成的声音和舞蹈动作去把它形象地再现出来。正因为如此，音乐的内容只要有真实依据，便具有深刻的认识意义。音乐是不能矫揉造作、弄虚作假的，它要反映真实的思想感情，即“唯乐不可以为伪”，充分肯定了音乐对现实的反映。> 《淮南子》对音乐本质美的理解为：> 第一是认为和乐能使人乐，忧乐能使人悲，充分肯定了音乐的感染力；认为通过音乐不仅能感受作品的哀乐，还能借助想象、联想了解作者的志趣、时代的风貌、社会的习俗，充分肯定了音乐的可知性。> 第二是认为政治和顺，人心和乐，音乐才能使人和乐；政治乖逆，人心悲苦，音乐便不能使人和乐。> 第三是音乐对主体的影响因主体的文化修养而异。认为文化修养低下的“鄙人”不能欣赏高雅的“徵羽之操”，如《采菱》、《阳阿》之曲；认为对同一乐曲，有人赞赏不已，有人却不能入耳，以为和平之音不如急切之调感人，这不是因为表演者笨拙，而是因为听乐者文化修养不同。> 《淮南子》对音乐美学的贡献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综合，对此作了全面的论述，而其中关于“六律具存而莫能听者，无师旷之耳也……律虽具，必待耳而后听”的论述则显然与单穆公所说“耳之察和也，在清浊之间；其察清浊也，不过一人之所胜”不同。后者强调感官对审判能力的制约，前者则强调文化修养对审美能力的制约，因而道前人所未道，而与马克思关于“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的思想相通。> 不仅如此，汉代音乐美学思想认为音乐的美育、教育功能，必须强调其政治、道德的标准。所谓“德成而上”，就是说有了合乎“礼”的思想感情“德”才是上等作品，艺术标准在这种意义下是次要的，所谓“艺成而下”。但是，并不是说“艺”是无关紧要的，指出音乐是“德”开出来的花朵，它引人喜爱，总不能没有颜容与芬芳，所以音乐必须要有艺术性，必须“治其饰”，就是说要用美的形式表现出来：> “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 要使音乐的曲调、词及各种美的形式和表现手法如“曲直、繁瘠、廉肉、节奏”，都符合内容的要求，能感动人们的向善之心。这样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作品，才是应该提倡的“德音”、“和乐”。> 一言蔽之，音乐是主观世界的客观反应，只有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和谐，浑然于一体的作品才能更充分地展示音乐的本质美。> 二 “天人合一“的音乐美学思想> 汉代音乐美学思想的轴心是对“天人关系”的探讨。并且随着政治形势的不断变化，天人观念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淮南子》贯穿了天人相通的思想，如《天文训》所说：“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诛暴则多飘风，枉法令则多虫螟，杀不辜则国赤地，令不收则多淫雨。”《泰族训》所说：“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故国危亡而天文变，世惑乱而虹霓现。”两文都将自然现象与社会人事混为一谈，都将两者间的偶然巧合夸大为必然关系、因果关系。《要略》说：“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晓寤其形骸九窍取象与天合同，其血气与雷霆风雨比类，其喜怒与昼宵寒暑并明。”这种“天人合一”即人来自自然，与自然统一的思想正是产生“律历之数，天地之道也”命题的基础。《淮南子》比《吕氏春秋》更突出了宇宙图式中数的意义，尤其突出了音乐与天道之间的数的联系，因此，它就认为音乐能上通九天，沟通天人。这种天人相通的观念发展到董仲舒时而成为“天人感应”论。> 《乐记》认为天（或天地）有阴阳之气，此阴阳之气生养万物，给万物以生命，故又称为“生气”，万物禀“生气”而生，故万物皆有“生气”。“生气”是其生命之所在。所以天、物、人统一于“气”，自然、社会统一于“气”，“气”使宇宙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乐记》又认为“和，故百物皆化”，而“化不时则不生”，“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故“气”有顺逆之别、德性之异，其“和顺”、“平和”、“皆安其位而不相夺”者为“生气”，能给人以生命；其乖逆、不时、不节者则为逆气、邪气，能使人和万物不生不遂，带来灾患和疾病。> 《乐记》根据以上认识论述音乐，认为音乐中的主客体关系是“气”的互相感应。就创作和表演而言，是主体之气外观为相应之乐，故主体决定客体，“顺气”表现为“和乐”，“逆气”表现为“淫乐”；就欣赏而言，则是客体之乐唤起主体相应之气，故客体决定主体。表现“逆气”和“淫乐”，唤起主体的“顺气”，使人“感条畅之气，而灾平和之德”。所以它要求客体（音乐作品）必须“合生气之和”，“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更要求主体内存“和顺”之气，客体之乐才能表现出“平和之德”，开出美丽的花朵；只有主体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创造力，客体之乐才能生机盎然，变化神妙。> 以此观之，音乐以“气”沟通天、人，能使天、人互相感应，能直接改变自然万物，直接决定社会政治的“天人合一”与“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是汉代音乐美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三 “礼乐治国”的音乐美学思想> 汉代音乐美学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统治阶级重视礼乐制度与治国安邦的关系。诏贤良策曾问音乐与治国的关系，说：>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 意为世道衰微是出于天命还是由于治国失其正道。对此董仲舒《对策》作了如下的回答：>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
这里认为“道”是治国的必由之路，而仁、义、礼、乐就是“道”，所以仁、义、礼、乐能使“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使国家得以长治久安。此处说“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是“礼乐教化之功”，而不提仁义，是因为如所说:“礼之实，节文斯（仁、义）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仁、义）二者。”礼乐与仁义不可分，说礼乐也就包含了仁义。这是总论乐的功用，即与礼配合，通过教化进行治理，使国家长治久安。王者用乐进行教化，其情况有二：一为未作乐时用先王之乐，但应根据时代的需要进行选择，用其“宜于世者”；二为自作新乐，其前提是“王者功成”，其内容是“乐其德”，即以王者的功德为乐。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因为他比前者更“宜于世”，也就更能收教化之功。所以“治乱废兴在于已”，世道衰微、政乱国危不是出于天命，而是治国失其正道，由于“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即由于未能利用能使“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的仁、义、礼、乐进行教化，进行治理。
《乐记》也认为，音乐作为人们思想感情的语言，它会与欣赏者内心的感情发生共鸣，所以有什么样的音乐，人们听了就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又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从而对现实社会产生什么样的感受，又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从而对现实社会产生批判或赞助的态度：>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就是说音乐和政治是相通的。所以太平时代的音乐一定充满安乐，政治也修明、和美；祸乱频仍时代的音乐一定充满怨恨，政治也倒行逆施；国家将亡时代的音乐一定充满悲哀，民生也困苦不堪。> 由此可见，在古人看来，音乐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并且“礼乐”是冶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 四 “礼乐教化”的音乐美学思想> 汉代统治阶级建立其思想体系的目的，是为汉朝提供长治久安的统治理论，故其音乐美学思想突出地强调发挥音乐的才华作用，宣扬“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其次，又是为王权神授说提供理论依据，故其音乐美学思想又突出地强调“作乐以奉天”，强调用音乐去歌颂“新君”，为巩固“新君”的大一统服务，宣扬“作乐者，必反天下之所始乐于已以为本”。所论又集中于音乐的社会功用与文质关系，其具体论述强调把音乐当做礼乐教化人民和巩固封建大一统的工具与手段。> 对于音乐的社会功能，《礼记乐记》的贡献在于以下几点：> 《乐记》全面继承了的音乐美学思想，因此也像孔子那样追求尽善美而更重视内容的善；也像孔子一样以和而不淫、合乎礼仪为审美准则；也像孔子一样推崇《韶》、《武》之乐，贬斥郑卫之音；也像孔子一样强调用音乐修身、治国、移风易俗。对于孟子，他主要继承的不是音乐美学思想，而是“性善”论与“仁政”的思想，主张寡欲，主张反求诸已，也像孟子一样主张“与民同乐”，认为“民有德（得）而五谷昌，疾不作而无妖祥”是作乐用乐的必要前提。而继承后者关于音乐的特征、音乐的功用、音乐的审美、音乐的取舍等方面的思想及继承的重点，则是关于礼乐配合治人治国的思想。> 综上所述，《礼记乐记》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全面反映了对音乐社会功用的认识，但也突出了儒家对音乐教化的重视，对音乐审美特性的轻视。> 总之，汉代音乐注重对音乐本质美的发掘，在特别强调“天人关系”的两汉时代，汉代音乐的“天人合一”构成了这一时期音乐美学思想的轴心。正是基于此，“礼乐冶国”与“礼乐教化”成为汉代音乐社会功用的重要体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时期的形成、完善，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以上是笔者对汉代音乐美学思想的管窥之见，希望这样的探讨有益于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今天这个伟大时代，真正体现我党“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文艺方针的伟大作品。并以此为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音乐艺术的一份微薄之力。> >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 （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3] 兰州大学中文系《孟子》译注小组：《孟子译注离娄上》，中华书局，1960年版。> > 作者简介：刘阳，女，1968，河南南阳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艺术理论、艺术教学，工作单位：南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