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规定官员嫖娼被捉 终生不得录用

历史上各个王朝对官员的私生活，即个人生活，一般都要予以密切注视。不仅对官员的“公德”，而且对其“私德”，即个人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道德品质，实行严密监管。

典型一例是：明太祖朱元璋对“文臣之首”的宋濂在家跟谁喝酒，都讲了什么，了如指掌。不但如此，宋濂退休以后，在老家干什么，跟什么人往来，是否“本分”，明太祖仍然十分关注，不时向宋濂的孙子询问。故宋濂在任时，谨言慎行，洁身自好。下班回到家中，跟家人和亲友交谈，绝口不提朝中之事，有人问到这方面情况，他指指墙上挂的一幅字，一句话也不说。那幅字写的是“温树”两字，意思是说，连“温室之树”（皇宫中种的树）都不能说，遑论其他！他退休后，闭门不出，不跟官场上的人往来，在旁人看来，俨然是一位对世事漠不关心的、奉公守法的土财主。

各个朝代，都希望保持稳固、长久的统治，因而一般来说，总不希望官员道德败坏、贪贿腐败，加剧跟民众的矛盾，自毁统治根基。为此，就要加强对官员的管理，包括对其私生活的监管。与此同时，还要劝导官员都做本分之官，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宋代吕本中《官箴》一书，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编写的。书中开头写道：“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自宋代至清代，这段话都是官员的座右铭。

喝公家的酒，喝出罪来

古代公家的酒，官员们不是想喝就能喝，不是想喝多少就能喝多少，不是想喝“极品”就能喝“极品”，不是想送人就能送人。有的官员贪杯，而又公私不分，就会喝出罪来。有的官员借花献佛，公酒随便送人，也会触犯法网。

宋代王《燕翼诒谋录》一书记载了公酒私用犯罪的事例：宋初定下的规矩，所谓“祖宗旧制”，规定州郡官库贮存的公酒，是专门用来馈送往来的官员，与上任、罢任的官员，供他们换成银钱，充作旅费。官员们若要讲“睦邻之好”，拿公酒送给邻州邻郡的官员，邻州邻郡的官员回赠以公酒，都是可以的。“不过以酒相遗，彼此交易，复还公帑。苟私用之，则有刑矣”。互相送公酒，一手送出去，一手收进来，收到公酒后，若是以为是送给自己享用的，那就大错了，那仍然是公家的酒，务必要交还国库。宋朝治平元年，凤翔府知府陈希亮就是在公酒问题上栽了大跟头。他向有关部门自首，承认曾私自喝掉了邻州馈赠的公酒。朝廷对其处理是贬为太常少卿。朝廷再次严令禁止私自喝别的官员赠送的公酒，重申收到的公酒必须全部上交国库。有个名叫祖无择的官员，因为私自将300小瓶公酒送给了亲戚，被免去直学士的职位，以“散官”（有官名而无固定职事的官员）安置。

宋朝文学家苏舜钦也是因为喝酒喝出了悲剧。据《宋史・文苑传・苏舜钦传》，苏舜钦当时担任集贤校理、监进奏院（进奏院是藩镇即节度使的驻京办事机构）之职。一次进奏院祭神之后，他与刘巽把公家的废纸卖了，将所得的“公钱”用来买酒招待宾客，还招来乐妓奏乐、唱歌。这事为苏舜钦的丈人宰相杜衍的对手御史中丞王拱辰打探到。王拱辰乃指使手下人弹劾苏舜钦及刘巽。朝廷以“自盗”的罪名革去苏舜钦及刘巽的官职。苏舜钦因喝酒成了“放废”之人，即放逐罢黜之人。因参加这次聚会而被赶出京城的知名人士，有10多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就此事在京城造成的影响写道：一时间，“都下为之纷骇”。韩琦对宋仁宗说，苏舜钦不过“一醉饱之过”，给一个较轻处分就可以了；革去其官职，不至于有这么大的罪过吧。用卖公家废纸的钱喝酒，竟然喝出这么大的事来。

官员嫖娼被捉，终生不得录用

明代对官员的私生活管得很严，禁止使用官妓，禁止嫖娼。而且明太祖还现身说法，劝导官员不要为“声色货利”所惑、所累。他在《明大诰》中写道：破武昌，灭了陈友谅，将其妾带回，送入后宫。“朕忽然自疑，于斯之为，果色乎？豪乎？智者监之。朕为保身惜命，去声色货利而不为。盖为慕声色货利者数数，朝兴暮败。”他说，将陈友谅之妾“没收”归己之后，自己也怀疑这种做法。究竟是好色呢，还是气魄大？智者自可明察。汲汲于“声色货利”的人，“朝兴暮败”，败亡肯定来得很快。

明代陆容《菽园杂记》说起明朝超过前朝的几大方面，其中之一便是革官妓、禁宿娼：“本朝政体，度越前代者甚多。其大者数事……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挟妓宿娼有禁，甚至罢职不叙。”官员嫖娼，在唐、宋、元三朝，都不算多大事情，但在明朝，是要丢官，并且永不录用的。

明代王《寓圃杂记》写到唐、宋、元官妓之害：“唐、宋间，皆有官妓祗候，仕宦者被其牵制，往往害政，虽正人君子亦多惑矣。至胜国时，愈无耻矣。我太祖尽革去之。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弗叙。其风遂绝。”唐、宋官妓害政，元朝尤其如此。官员使用官妓，官妓往往给官员吹“枕头风”，于是官员就晕晕乎乎了，势必要被官妓牵着鼻子走。明太祖革除官妓，而且规定官吏嫖娼，罪下杀人一等，虽然遇到大赦，也终生不得使用。由于明朝以严刑峻法治理嫖娼，一时竟也“风清弊绝”。

又据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南京礼部尚书姜宝（字凤阿，说起来还是笔者家乡那个村子的先贤），曾在南京禁止嫖娼：“姜凤阿先生为南大宗伯，申明宿娼之禁，凡宿娼者，夜与银七分访拿帮嫖之人，责而示枷。”宿娼者一旦被捉，宿娼一夜，罚银七分，该银用于缉拿“帮嫖之人”。不但如此，还要带枷示众，多丢面子的事情。

明代余继登《典故纪闻》一书记载了官员嫖娼被惩处的典型事例：明英宗正统年间，广东海南卫指挥使到北京上奏章，此人在海南卫可能放纵惯了，在京期间，仍不加检点，竟然宿娼。事情败露，被“谪戍”威远卫，即遣送威远卫担任守卫。这个处分不可谓不重。

驸马走私，照杀不误

明太祖朱元璋共有16个女儿，其中一个便是安庆公主，洪武十四年，“下嫁”欧阳伦。这个欧阳伦，是个品行不端之人，后来更是横行不法――皇帝选女婿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洪武末年，朝廷实行“茶马法”，禁止私人贩卖茶叶，尤其是禁止走私茶叶。欧阳伦多次派人走私茶叶出境，所至骚动。对这位皇亲国戚，虽地方高官也不敢过问。其家奴周保，仗着“我家主人是驸马爷”，尤为骄横，动不动就指使有关部门征发民间车辆，一次征发多至数十辆。庞大的走私茶叶车队经过河桥巡检司时，欧阳伦竟敢打骂巡检司的官员。

被打官员愤而向朝廷检举欧阳伦的恶行，明太祖得知后大怒，说道：“我才行一法，乃首坏之！”作为驸马，带头破坏“茶马法”，影响恶劣。于是明太祖拿欧阳驸马开刀，下令处以极刑：“赐死。”明太祖为维护法纪，不袒护自己的女婿，也不怕女儿安庆公主当寡妇。马皇后也不敢劝说明太祖免欧阳驸马一死。欧阳伦的家奴周保等都被处死。过了100多年，至弘治十八年，内阁大学士刘健对明孝宗说起这个故事，感叹道：“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这件事居然成了“敏感”话题，人们害怕刺激、冒犯当时活着的皇亲国戚，都回避谈此事。

官员到古玩铺坐坐，也属违法

官员不准去古玩铺，这是清朝对官员的禁止性规定。原来对官员的形形色色贿赂中，有一种贿赂叫“雅贿”，即给官员送字画、古董等，既可达到行贿目的，又显得“高雅”，便于官员接受，也不易被察觉、查处。“雅贿”多借古董商之手进行。古董商将名贵字画或稀世之珍的古董三文不值两文“卖给”官员，再由行贿者跟古董商按实际价格结清货款。这种方式的行贿，非常诡秘。对古董店的猫腻，朝廷不是不知，为防范和杜绝“雅贿”――当然完全杜绝是做不到的，清朝禁止官员出入古玩铺。

清代刘声木《苌楚斋五笔》一书云：咸丰年间，“当时有某侍郎，偶至琉璃厂古玩铺闲坐，即为御史论列，获咎家居，亦为大众所不齿”。有一个侍郎（“副部级”官员），偶尔至北京琉璃厂坐坐，即遭御史弹劾，丢了官职，赋闲在家。不仅如此，还被众人唾弃。

据此书说，光绪以后，情况大变。军机处官员、尚书、侍郎等人，就不是逛古玩店了，而是“自开古玩铺、碑帖店，自题店招牌，公然出入其间，肆无忌惮”。向他们行贿的人，有的自称“门生”，孝敬他们银子称“太平钱”，还有什么“点心钱”。“廉耻道丧，实始于此”。刘声木说，清朝败亡，未尝不由于官员经商、腐败，并非由于一人愤而振臂高呼，而是由于“万众皆叛也”。

官员出书营私，摘乌纱帽

古代官员写书刻书可以，但不能营利，更不能利用职务之便强买强卖。违者是要受到严惩的。

刘声木《苌楚斋五笔》一书写道：祁藻任江苏学政时，“以自己所刊各书，命诸生买读”。徐松任湖南学政时，也硬性规定诸生（入学的生员，即秀才）购买自己所刻各书阅读。两位学政，利用职权将自己所写所刻的书定为必读的“教材”或“教辅读物”，强行摊派，要求人手一册。这两人遭到了弹劾，受到革职处分。刘声木说，徐松“虽以精于西域与地水道之学，著名当时，号称绝学，然以自己所刊书，勒诸生买读，迹近贪利”。认为这种刻了书向学生摊派的行为近于“贪利”。学政是高级官员，由朝廷在侍郎、京堂、翰林、科道等官员中选进士出身者简派，负责生员的考课黜陟，并按期至所属各府厅视察考试。在三年担任学政期间，与总督、巡抚平行。而徐松不仅是高官，还是知名的西域地理、水利学者，可惜为了出书营利，被免去职务。两位学政，出书牟利，不择手段，弄得斯文扫地，结局悲惨。

京官外放，怎么赴任有规矩

京官改授地方官，怎么上任，不是由官员自行决定，而是有统一规定。接到委任状后，不得在京逗留，不得借债置办衣物、娶妻买妾。赴任时，不许绕道回家。

明代余继登《典故纪闻》一书云，明朝成化年间，吏部尚书姚夔说：本朝老规矩，京官选授外官，必须随即领取凭证赴任。近来外放官员在离开京城后，多偷偷返回，借贷财物，置办衣装，娶妻买妾，然后绕道回家。自今日起，外放官员限五日之内领取凭证，拖延过半月不向朝廷辞别出城者，送司法机关治罪。出了城又潜入城内者，降级使用。迟到一年以上到任者，革职为民。

《典故纪闻》又载：明朝正统年间，监察御史时纪被派往陕西，违反朝廷的规定私自绕道回家。并与长垣县丞萧即之勾结，在其帮助下，强娶民间女子为妾。明英宗得知此事后，认为“背违礼法，有玷风纪”，下诏将时纪逮捕，送司法机关惩处。

明朝为何要规定外放京官必须按规定速速出城，不得逗留京城，不得出城后又返回，并不得借债呢？这是因为，明朝官员的俸禄，较之唐朝和宋朝，是很低的。而且官员上任和调动，路费要自己掏。下级官员，出不起路费的，不是少数。外放京官在京城拖延不走，并且置办衣物，甚至娶妻买妾，开销必定很大，势必举借高利贷。明朝的高利贷月息高达5分，即5%。官员上任时，债主跟着他到上任的地方，天天逼他还债，再威风的官员，这时在债主面前，也成了“孙子”。为还债，官员就要搜刮民财，就要贪赃枉法。所以，为了防止外放的官员贪腐，朝廷要作出以上禁止性规定。至于不许到外地出差的京官绕道回家，也是怕他们跟家乡的“父母官”串通一气，干出违法乱纪的事情来。明朝的这种制度设计，对官员而言，也许严苛，但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