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性皇帝朱翊钧一天娶九个老婆 三十年不上朝 简直目瞪口呆
真的可谓是最任性的明朝皇帝了，“从此君王不早朝”说的不就是他吗!当了皇帝还能不理朝政，每天想干嘛就干嘛，还真挺让人羡慕的……
登基为帝万历皇帝
万历是明穆宗的独子，差不多是衔着玉玺出生的，6岁时就毫无悬念地被立为太子。万历的生母李太后身世卑微原是宫人，后来母以子贵才晋升为贵妃。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二日，宫中传出隆庆帝病危的消息。二十五日，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被召入宫中。高拱等人进入寝宫东偏室，见隆庆帝坐在御榻上，榻边帘后坐着皇后陈氏、皇贵妃李氏，10岁的太子朱翊钧就立在御榻的右边。
隆庆帝抓住高拱的手，临危托孤，“以全国使先生劳累”。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给太子朱翊钧的遗诏： “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行了，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三位大学士受托之后，掩泪而出。第二天，隆庆帝即崩于乾清宫。
六月初十，年仅十岁的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次年改元万历。
前十年，挺老实
因为内阁之内的纷争，原本隆庆帝留给万历皇帝的三个内阁大臣最终只剩下了张居正一人。
万历朝的前10年，朱翊钧的生活基本上是受三个人的规范，一个是自己的母亲慈圣李太后，一个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一个是内阁大学士张居正。
皇太后与太监冯保都喜欢书法。所以，朱翊钧很小的时候书法就极为工整。冯保在宫中，被皇帝称作“伴伴”、“大伴”，小皇帝对于冯保非常畏惧。每次小皇帝与小太监玩的时候，看到冯保来了，就正襟危坐说：“大伴来了。”
这个冯保也不是什么简单人物，原本的内阁大学士高拱就是被他给逼走的。他利用高拱曾经说过的“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一语把自视甚高、性格粗直的高拱赶离京城。高拱一走，高仪也惊得呕血三日而亡，三位内阁顾命大臣中，只剩下了张居正一人。
实际上，正因为内有冯保，外有张居正，万历初年的新政才能顺利地推行。
张居正对于朱翊钧的辅导和关怀无微不至，他为皇帝安排了详尽的视朝和讲读的日程表。大至朝廷用人之道，小至宫中的一些小节，张居正都要细细地与皇帝说。
万历朝的前10年，在小皇帝的支持下，张居正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
万历十年六月(1582年)，一代名臣张居正病逝，朱翊钧从此开始亲政。
不想上朝，那就不上了太任性
朱翊钧的老师、万历第一任内阁首辅兼万历新政的策划与执行人张居正过世后，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朱翊钧开始他任性的皇帝之路――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
万历十七年(1589年)，朱翊钧不再接见朝臣，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
一天娶了九个老婆
万历十年(1582年)的三月，朱翊钧就曾效仿他的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而且，神宗在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
当时宫中有10个长得很俊的太监，就是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所以，雒于仁的奏疏中有“幸十俊以开骗门”的批评，这与当初荒唐的武宗有一点类似。
至于贪财一事，神宗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宦官担任矿监盐使者，四处搜括民财。
大臣不知道皇帝什么样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右副都御史谢杰批评朱翊钧荒于政事，亲政后政不如初：“陛下孝顺父母、尊祖、好学、勤政、敬天、爱民、节约开支、听取意见、亲人和贤人，都不能够像当初一样。”
以至于朱翊钧在位中期以后，方入内阁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于慎行、赵志皋、张位和沈一贯等四位国家重臣虽对政事忧心如焚，却无计可施，仅能以数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
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虚，那些致力于废除掉，皇上深居二十多年，从来没有一个接见大臣，天下将要沦陷的忧虑。”首辅叶向高却说皇帝一日可接见福王两次。
万历中期后虽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后并没有宦官之乱，也没有外戚干政，也没有严嵩这样的奸臣，朝内党争也有所控制，万历对于日军攻打朝鲜、女真入侵和梃击案都有反应，表示虽然忽略一般朝政，还是关心国家大事，并透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梃击案
梃击案发生在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当时，神宗皇后无子嗣，王恭妃生子常洛，郑贵妃生子常洵。开始，因郑贵妃得宠，神宗想违背“立嗣以长”的祖训，册立朱常洵为太子，遭到东林党的反对，不得已只好册立朱常洛为太子。
这时，有个叫张差的人，手持木棒闯入太子的居所――慈庆宫，并打伤了守门太监。张差被审时，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引进的。时人怀疑郑贵妃想谋杀太子。但神宗不想追究此事。结果以疯癫之罪公开杀死了张差。又在宫中密杀了庞、刘二太监，以了此案。
为什么皇帝可以不上朝？
我们知道，万历皇帝亲政之初，前十年还是比较勤勉的，他按部就班做了不少事情。即便是后来，他也不能说就是平庸之辈。
毕竟他执政期间，亲自布置完成了万历三大征――指他在东北、西北、西南边疆几乎同时开展的三次军事行动：平定\拜叛乱;援朝战争;平定杨应龙叛变。
但为什么偏偏在万历十四年后，神宗就开始连续不上朝了呢？
自万历十六年后，常朝也经常看不到神宗身影。万历十七年元旦后，神宗以日食为由免去元旦朝贺，此后每年元旦神宗再也不视朝。神宗整日在深宫中不理政事，沉浸在花天酒地中。每年不仅进行选美，还好营建，经常大兴土木，而且，他从二十一岁时就开始筹建自己的陵园(明定陵：位于北京市明十三陵中)。
哪又为什么，一个皇帝可以三十年不上朝也没人管？万历皇帝三十年任性不上朝的背后，藏着怎样难说的缘由呢？
朕累了，朕想静静……
一般讲，明朝的政治体制和权力制衡，已与以往朝代有很大不同。自秦朝以来的皇权与相权之间矛盾在明朝已基本结束，文官制度却日益成熟，同时也更趋保守。矛盾就逐渐向皇帝和庞大文官集团之间的利益纠葛发展了。
万历皇帝生逢末世，更难以摆脱这种体制对皇帝的限制。当时，皇帝再也不像人们曾经认为的那样，是封建社会最高权力的拥有者，而是受到众多因素制衡，尤其是受到文官集团的许多制约。
这样的一种政治环境，让万历皇帝很是无奈。尤其是他在位期间，透过东林党争和国本之争两件大事，已经发现君主想做点事情，就会被文官不厌其烦进行阻挠阻挡，故而他不得不萌生一种“君愿不能遂，还要受人摆布”的悲观情绪，逐渐丧失了年少时候对治国的热情、对社稷的关注。
于是乎，在与文官不断抗争却常常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干脆选择了“无声的抗议”做法，那就是了不再上朝。
不想面对这一切？
黄仁宇先生在其撰写的《万历十五年》文末中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N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从这段文字里，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现状，那就是明朝社会此刻已经一塌糊涂，文臣多贪婪，武将多怕死。所谓的“东林七君子”，其实是腐儒误国。
试想，身为一介皇帝，九五之尊，看似贵不可言，大权在握，却令不能行、禁不能止，连个心腹干将都没有，成为了真正的“寡人”一个，又能奈现状如何？唯有“眼不见心不烦”，选择逃避的方式，尚且可过得安生些。
只是懒？
据史书记载，神宗帝确实也是位酒色之徒。说好酒，他在17岁时，曾因为醉酒杖责冯保的义子，差点被慈圣太后废掉帝位。
前面的文章也提及了，他曾经一天娶了九个嫔妃，还喜欢玩小太监。可想而知万历皇帝过的该是怎样纵欲的生活了，一个人一旦沉溺于自己的欲望，确实是很难再回归正轨的。万历皇帝不上早朝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因为他已经醉倒在了“温柔乡”，起不来了。
酒色的过度，使神宗的身体极为虚弱。万历十四年(1586)，24岁的神宗传谕内阁，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
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神宗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万历三十年(1602)，神宗曾因为病情加剧，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从这些现象看来，神宗的身体状况实是每况愈下。因此，神宗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