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名声远播的“十全武功”：乾隆十大战绩
乾隆皇帝名声远播的“十全武功”是哪是个？
公元1613年，位于明王朝西北方向的俄国进入了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的时期。
公元1616年，位于明王朝东北方向的女真族建立了大金政权（即后来的清朝）。
大金政权（即清王朝）开国六十年之际（公元1676年），正是康熙平定三藩的关键时刻。这一年，三藩之一的尚可喜病故，康熙已完成了对全国的兵力部署，做好全力反击三藩叛乱的准备。
经历五年的血战，康熙平定了三藩，清廷直到这时才算真正统一了关内。从这时起一直到乾隆末年，中国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康雍乾盛世”。但正是在这一百多年中，中国和西方的距离越拉越大，到乾隆末期，中国的绝对实力已远远落后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公元十八世纪中晚期，对于东方和西方都是一段很重要的时光。
公元1735年8月，24岁的弘历继位，次年改年号为“乾隆”。此时的清王朝经过康熙、雍正二朝的努力，已呈现出蒸蒸向荣的景象。乾隆继位后，清朝疆域西抵葱岭、巴尔喀什湖北岸，西北包括唐努乌梁海地区，东到太平洋（包括库页岛），南达南沙群岛，北至漠北和西伯利亚。
纵观乾隆一朝，有许多“引人注目”之处，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无论乾隆本人还是后世，最为自豪的是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
1、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平大小金川;
乾隆14年（公元1749年） 平大小金川
两次平定大小金川是清朝乾隆皇帝的十大武功之一。与乾隆其他九大武功相比，偏居川西一隅、仅有弹丸之地、数万人口的大小金川，却致清王朝先后共投入了近60万人力、7000万帑币，其代价远远超过乾隆的其他任何一次武功。
乾隆初，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夺取小金川泽旺印信，“意欲并吞诸蕃”，又攻明正土司（今康定）。1747年，清军3万人分两路进讨，久而无功，川陕总督张广泗被清廷处死，改派岳钟琪为总兵，刻期进讨。1749年，莎罗奔请降，大金川事件初告平息。
乾隆十一年（1746 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劫夺小金川土司泽旺o经清朝干预后释还。次年，莎罗奔又攻明正土司（今康定）等地，清朝派兵前往“弹压”o遭到莎罗奔的抵制。
乾隆帝调张广泗任川陕总督，自小金川进兵大金川征伐莎罗奔。莎罗奔率众奋力反抗，清军屡失利。十三年四月，乾隆帝又命讷亲督师前往增援。莎罗奔构筑碉卡，严密为备。张广泗与讷亲互不协力，莎罗奔乃大破清军。同年十二月o乾隆帝以贻误军机罪斩张广泗，讷亲亦赐死，改用傅恒为统帅。起用已废黜还籍的名将岳钟琪率军自党坝大破金川军。因莎罗奔曾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从岳钟琪用兵于川西北羊峒（今南坪）藏族地区，雍正元年（1723年），岳钟琪又奏请授予莎罗奔“金川安抚司”印信，所以莎罗奔闻岳钟琪军攻入，遂在乾隆十四年正月降。乾隆帝为笼络人心，诏赦莎罗奔，事遂平。
2、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平准噶尔;
清代新疆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乾隆帝先后平定天山以北准噶尔部达瓦齐割据政权及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平定天山以南布拉尼敦与霍集占（史称大小和卓）的叛乱，完成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的统一新疆的大业，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版图，达到了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
准噶尔是我国西北厄鲁特蒙古的成员。明末清初，厄鲁特蒙古分为和硕特、准噶尔、都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分别活动于乌鲁木齐河谷、伊犁河谷、额尔齐斯河两岸和塔尔巴哈台（今塔城）一带。后准噶尔部崛起，成为四部之首。土尔扈特部西迁伏尔加河下游后，都尔伯特部分出辉特部，仍为四部，但和硕特部又大都迁往青海。准噶尔部不仅统辖四部，还控制了天山以南，威胁青海、西藏和东部蒙古，成为雄踞西北的割据政权，故清代往往将厄鲁特诸部统称为准噶尔。康熙、雍正两朝与准噶尔都有过激烈的战争，互有胜负。长期对峙，势均力敌。
从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起，准噶尔部贵族之间为争夺汗位进行了将近十年的争夺残杀，最后是准噶尔部贵族达瓦齐在辉特部贵族阿睦尔撒纳的支持下夺得汗位。内讧使经济凋敝，人心离散。继准噶尔部宰桑萨拉尔、都尔伯特部台吉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史称三车凌）率部投奔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扎布哈朗特）清军北路大营之后，与达瓦齐反目成仇的阿睦尔撒纳兵败失利，率部归顺清朝。准噶尔部骁将玛木特见大势所趋，也毅然投清。
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亲自接见他们，热情款待，重赏封爵并安抚部众，在各部纷纷请求出兵讨伐的情况下，决定不失时机地平定准噶尔。但雍正年间的和通泊之败，使满朝大臣余悸尚存，只有大学士傅恒一人赞成出师伊犁。乾隆帝为了完成先辈两朝未竟之志，为了归顺部众的长远安置，力排众议，亲自谋划。但在择帅命将上深感困惑，因承平日久，缺少娴于军事的将帅。最终确定北路统帅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亲王额驸色布腾巴尔珠尔、喀尔喀郡王青滚杂卜、玛木特等为参赞大臣;西路统帅永常为定西将军，萨拉尔为定边右副将军，喀尔喀亲王额琳沁多尔济、原两广总督鄂容安、三车凌等为参赞大臣。还有粮草供应也是异议极多，按当时的情况，如果按照“兵行粮随” 的原则就无法出兵，然而机不可失，乾隆帝决定抛弃常规，一兵只令裹带两个月口粮，食用不敷，则就地以茶叶银两兑换，这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二月，清军两路出师，北路三万兵出乌里雅苏台，西路二万兵出巴里坤，共马匹七万。两副将军各领兵三千为前锋先行。清军所到之处，准噶尔人纷纷闻风归附，师行三月，跋涉千里，兵不血刃地长驱直入。自康熙年间就归顺清朝的哈密、吐鲁番的维吾尔人也随军效力。两路大军四月底会师于博尔塔拉，五月二日抵达伊犁。准噶尔人夹道欢迎，被拘禁的大小和卓也获得解救，率当地维吾尔人归顺清朝。乾隆帝有诗《西师底定伊犁捷音至，诗以述事》云：“乘时命将定条支，天佑人归捷报驰。无战有征安绝域，壶浆箪食迎王师。”诗中自注：“大兵至伊犁，部众持羊酒迎犒者络绎载道，妇孺欢呼，如出水火，自出师以来，无血刃遗镞之劳，敉边扫穴，实古所未有。”
达瓦齐率万人退守伊犁西南的格登山。清军争渡伊犁河，追至山下。五月十四日（公历6月23日）夜，清军前锋将领派出翼长阿玉锡等三名巴图鲁率二十二骑前往山头侦察，他们在夜色的掩护下，直捣达瓦齐大营。拍马横矛，搴旗大呼，枪矢并发，声震山谷。达瓦齐所部顿时兵败如山倒，阿玉锡等擒获大小首领二十余人，降者六千五百人，达瓦齐落荒而逃，从天山托木尔峰下的木扎特达坂向南逃窜，与随行的七十余人被乌什维吾尔伯克霍集斯遵行清军檄文擒获，缚献清军大营。第一次平准之役胜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