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社会动荡 县太爷们都怎样做？

古装电视剧看多了，也就明白，大清年间的县太爷，就是县长。那时候没有党这个组织，没有县委书记的设置，所以县长就是一县最高长官。

中国古代有句老话：宁做小国君，不做大国臣。其实朝里的翰林，虽能常跟皇帝见面论书，或做太子的老师，却并无实权，万事轮不到他们拿主意。我的曾祖辈几个兄弟，都曾考中进士，赐翰林院编修，那是七品官职，跟县太爷同级。就算千辛万苦，在朝廷里做到一品大学士或军机处大臣，也还是整天在皇帝眼皮子底下活动，一言一行须得小心，哪天皇帝看着不顺眼了，一句话推出午门斩首。所以我听家里老辈人讲，考中了进士，被留在京城朝廷里作官，叫做困京，绝非美差。 相比之下，到地方上做县太爷，可就威风得多了。中国自秦朝以来，直至当今，万变不离其宗，县里的衙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各县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财政，自己的商务，自己的法院，自己的警察，俨然国家似也，那县太爷，坐享一县君主之尊。 现在以我家一个长辈的亲身经历，说说大清年间，县太爷是怎么个做法。 光绪三十年，我的曾外祖父陶月波老先生北京朝考，中了进士，幸好没有困京，外放河南夏邑做县官。他本是个文人，八旗汉教习出身，虽读过些治国理政的书，可实际做县太爷跟舞文弄墨谈今论古大不一样。从做过县官的同乡朋友那里获知，做县太爷，到任上的第一件事，是拜会当地绍兴师爷。 满清时候，县太爷主掌一县行政，主要是刑名和钱谷两项要务。而那又是两门特别的学问，据说自古只有浙江绍兴人专门研究过，所以大多地方的县衙，都请绍兴人做师爷，处理该两类重要事务。其他地方的人，哪怕用心学过此两门学问，也还必要找一个绍兴师爷拜为师父，然后再出山，才名正言顺，县衙里的公差才听那外地师爷的调遣。陶老爷到了河南夏邑，当然也立刻聘到一位真正绍兴人做师爷，每天拜会一两小时，请教学习。 夏邑位于河南、山东、江苏三省交界点，所谓鸡鸣三省闻。因为响马刀客作案之后，可以迅速逃到另一省躲避，通常省县捕快不会越省捉人，所以匪患猖獗。 陶老爷到任之后，下决心治理匪患，为民除害，先动手组织一支捕快小队。应征之人，需验过拳脚功夫，又了解经历背景，再提些实用问题，检测急智应变能力。最后选中十来人，个个机警果敢，武艺高强，骑马打枪，擒拿短打，样样精通。当时官府捕快捉拿响马，多追赶，少对打。响马虽然结杆子，一杆数十或数百人，但作案从不出动大队，多是一两人动手而已。尽管他们马术和枪法很精，但绿林有规矩，见官兵捕捉，只准脱逃，不准抗捕。因为如果一个响马武力抵抗，引起官府调军队围剿，难免玉石俱碎，众人同受其祸。 清代律例，制度上重视人命，地方官府不准轻意杀人。县太爷拘捕一名罪犯，若处死刑，须先报州府衙门批准，然后再报省道衙门批准，还要报中央按察使司核查，最后经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联席会议，裁定是斩监候，就是死缓，还是斩立决，就是立即执行。就这样反复审核裁定之后，也还要再报请朝廷，由皇上亲批，才能砍下一颗人头。 因为判死刑程序如此繁复，当时盗贼丛集的地方，比如河南夏邑，或者湖北黄陂，县太爷们想出一个立斩的办法，就是站挂笼，名义上那不是处死刑，所以不必上报州省各级和三法司。犯人站在一个木笼里，头在笼顶枷锁之外，脚下垫四层砖，尚可喘息讲话，一旦将脚下砖头抽去，身体下坠，喉间自然窒息而死。通常县太爷堂谕站挂笼，犯人已经面无人色，站进挂笼，只剩半口气，及到抽砖，早已先自死了。因此县衙仪门两边，立两只挂笼，显得十分阴森恐怖。 陶老爷到任之后，亲自组织的捕快小队，不久便捕到一个刘姓大盗。进了大堂，跪着说：您是青天，今天捉到我，是为民除害。那公案上的各桩案子，都是我做的，我来一一划押认罪，要杀要砍，无须多问。陶老爷要他交代同案犯人，他答说：绿林规矩，一人做事一人当，不攀扯旁人，自己认罪，听候处死，过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陶老爷无奈，堂喻站挂笼。那大盗昂然站进挂笼，还是不停大声讲话，直到抽砖，面不改色。他死后当夜，挂笼下面，烧纸敬酒，哭泣致祭者百数十众。陶老爷嘉许他们的义气，也不拘捕，只当不知。 可也曾有一个大盗，名曲五妞，受捕之后，马上供出旁人行踪，而且供出的是他的兄弟曲六妞，原因是曲六妞犯了绿林不准采花的规矩。采花就是糟蹋良家妇女，当时绿林好汉凭的是武艺行走江湖，杀富济贫，采花是欺侮弱小，品行低下，有伤绿林名声。所以绿林好汉都信仰，采花者一年之内必遭捕。曲六妞犯禁采花，其兄曲五妞马上与他断绝关系，并且自己被捕后，主动交待，引官府灭了兄弟。 县太爷陶老爷捉人进监狱，县太爷的夫人则对监狱里的犯人非常关怀，每到一地，规定县大狱中犯人们每天每餐的饭粥，必须先送到上房，由她亲自看过，饭要新鲜，粥不能稀，才许送到监狱中，分给犯人们吃。如果饭粥不合规定，管监狱的官卒要受到夫人的严厉责罚。每次陶老爷离任，狱中的犯人们最觉伤心，会痛哭甚至号啕失声，跪在地上，望着县长夫人离去。 陶老爷后来调任洛阳，剿匪也遇到过危险。有次他带十余人马往外乡查案，行经高地，发现岗下四周有人集结，知是盗贼，便领卫士列为方阵，无烟钢装好子弹，却不发放。那时武器，有弓箭、刀枪，也有火统和快枪。最好的快枪是五响毛瑟，叫做无烟钢。过大半天，岗下盗贼越聚越多，毫无退却迹象。若真大战起来，寡不敌众，难免县太爷受伤。 跟班里一个叫富安的小厮，下马跪在陶老爷面前，请求回城求援。富安只十五岁，是县太爷家中一个老佣妇的儿子，骑马打枪技术很高，所以跟着老太爷出巡。他飞马出阵，众盗贼当然知道是去搬救兵，便派人追赶，都提着一响的毛瑟。富安机警异常，晓得如果回射众匪，必引起枪战，那就求援不得。所以一边飞奔，一边举枪朝天，连放六响。后面追兵马上停下，不敢再前。当时最好的连发快枪，只有五响。如今听见富安连打六响，不知是何等好兵器，只得勒转马头，退回阵去。后来富安说，他是连放五响，毛瑟之后，紧跟着补了一响快枪，听似六响连发，吓退盗匪。 陶老爷因在河南捕匪有功，名声大振。当时的湖北都督是黎元洪，他的家乡湖北黄陂匪患日重，就把陶老爷调做黄陂县长。陶老爷到任，擒贼先擒王，头一个下令捕捉罗和尚。罗和尚武艺高，名声大。特别是他专门杀富济贫，虽犯王法，却得人心。县太爷既然下令捕他，罗和尚便几次谋刺县太爷，因为捕快们保护得好，没下得了手，双方僵持一段时间，谁也捉不住谁。 当地还有一个人，叫做王策安，家富万贯，蛮横无理，传说私下打死一个婢女，民愤很大。陶老爷去查案子，在王家府上里外搜查，找不到证据，姓王的便开口大骂。陶老爷一时下不了台，在院中踱步。经过院内鱼池，灵机一动，下令放水挖池。那姓王的一听，脸色发白起来，陶老爷一看，便晓得是挖对了。最后在池底挖出那个女尸，当下把王策安拘捕下狱。王家使钱买通上司衙门说情，下来几道文书。陶老爷不从，最后把王策安挂笼处死。 罗和尚听到这消息，对人说：这样为民除害的清官，我为什么要刺杀他，从此再不见其踪影。有次陶老爷坐船出门，在舵楼后面看见罗和尚，众人发一声喊：陶老爷天天要捉拿的罗和尚，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陶老爷不许捕他，请过来一起喝茶，问他在船里做什么。他说：当年黄天霸侍候施公，我罗和尚也可以给陶老爷作保镖。从此陶老爷每次出门，车前轿后常有一阵小旋风跟随，只见风不见人，都说那就是罗和尚。 陶老爷也曾任过一阵新野县令。到了新野，住进县衙上房院，一色青砖瓦屋，古色古香，所有房间的窗纸都被捅破，一派千疮百孔。当时官场习俗，前任交印搬迁之前，把衙内所有窗纸撕破，叫做明进明出。后任到职，再把窗纸重新糊好，叫做除旧布新。当然都是为图吉利话而已，好官不搞这一套，照样清廉；坏官整天装裱脸面，还是贪污受贿。古今如此，越是贪官恶官，越要大搞虚假欺骗活动。自己明明贪污受贿，无恶不做，可整天大言不惭地夸口，说自己多么清廉守职，多么勤政爱民。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中国官场，漂亮话越是讲得多，百姓就越要小心，事情肯定不好。 新野旧县太爷个个撕破所有窗纸，明出明进，新县太爷也个个重糊窗纸，除旧布新，可新野官场陋习一点没变过，盘剥百姓，贪污受贿，制度依然。县衙二堂以内，几十人吃饭，粮行每天送米两斗，合六十斤，吃不完就要粮行不再送米，折价送钱，趁机私捞。衙门办公要点灯，杂行每天送二十斤蜡烛。衙门一日三餐要吃肉吃菜，屠行送官价肉，禽行送官价鸡鸭。太太小姐要擦粉，关行每月送粉钱。上房老妈丫头的工钱，也都由百姓官司的收款里开支，每人每月可分五六百至两三千制钱。总之是县衙开支少，油水多，进贡稍慢，衙门捕快就上门抓人问罪，难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陶老爷到任，各行各业按照旧制度进贡。糕饼行托人送来两盒点心，特别沉重，打开一看，糕饼当中，端端正正镶嵌一枚硕大银元宝。陶老爷觉得自己刚到任，毫无政绩，收那份礼，问心有愧，自辱名声。再说刚到新地方，不了解情况，也怕别人安心做手脚陷害，便派人把糕饼全部送回，并下令，今后各行各业，不准给县衙进贡送礼，连太太小姐的花粉钱也一概免了。 那时候，官场上把那些能够赚大钱而又不大出名的县职，叫做暗缺，新野县就是这样的暗缺。该县每年地丁税约为一万两银子，百姓每两银子地丁税实交二千七百文制钱给县衙，县衙上交省府藩库一两一银子，藩库上交户部国库一两。按光绪乙巳年银价折算，一两银子值一千二百文制钱。百姓交的二千七百文制钱，合二两二五银子，交藩库一两一，县衙还余一两一五，每年一万两银子地丁税，就余一万一千五百两银子，除全县行政费用支出，一年至少还余八九千两银子，轻而易举，落入县太爷腰包。当时清廷发放县太爷年俸一百两银子，哪里比得了近万的余税收入。 陶老爷原没有想到新野县暗缺如此肥厚，一年下来能拿近万两银子余款，心里打哆嗦，不敢肥饱私囊，就把那钱拿出来，办起新野县有史以来第一所中学，叫做白水中学，也算给新野百姓做件好事。 光绪三十四年冬天，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驾崩。开封城北龙亭后面，有个内城，里面驻扎满人官兵。两宫噩耗一出，满人子女到娶嫁年龄的人家，连日连夜成婚过门，只怕朝廷下诏，天下守孝三年，不得婚娶，误了子女终身大事。其急其忙，蒙着头盖，甚至有把女儿送错人家的，过一夜才发现错误，木已成舟，只好认账，总算女儿有了人家。 全县官民，学校师生，到行宫集合，在大行皇帝的牌位前，俯伏举哀。满人用手指把两颊划破流血，以示悲痛已极。汉人双手蒙面，大家都在手心里涂薄荷油，往眼上一蒙，就出泪。没人哭得出来，干嚎几声算数。 陶老爷府里有个姓陈的书办，人很温和，写一手好字。每天只是坐在府里抄写文书，用墨又黑，又不透纸。一个字写错了，他会把纸搁在小木板上，用小刀把错字轻轻一刮，把墨刮掉，纸却不破，还可以重新写，从没有涂黑改字的地方。陶老爷很喜欢这位书办抄的文书。这陈书办抄完公文之后，常会讲一些江湖上的故事，府里上下人都爱听。 不想忽一日，一封八百里钉封海捕公文到了县府。大清年间的钉封文书，是案情非常严重紧急的公文。封套四角加钉，表示机密。上方两角各插一根羽毛，表示紧急。送公文的报马，脖子上挂一大串铜铃。一路跑，一路响，这是发信号。大路驿站上的人听到铜铃响，就要立刻准备好同样一匹快马，在大路口上等着。信使一到，滚鞍下马，立刻跨上新备的马，继续赶路。所谓换马不换人，马不停蹄。 八百里加急钉封文书到了，全府前后上下，人人脸色发白。陶老爷赶紧换上全套官服，面容严肃，举止紧张。接到文书一看，朝廷严令要捕陈书办，说他是革命党。陶老爷一声令下，捕手们上前把陈书办按倒在地，五花大绑，脚上钉了脚镣，立刻起解上省。四周围没有一个人跟他说话，他也不跟任何人说话，就那么走了。从此再没听到他的消息，想必是处死了。凡是反对朝廷的革命党，全是处死，一个不留。陶老爷办完案，回到卧室，独自叹气说：那么好的人，说是革命党。酷刑如此，教人不得不反。 宣统年间，革命声势更加壮大，开封城里也如干柴，好像时刻就会起火。河南巡抚宝芬，拘捕革命党，至为严厉。每次出巡，走在街上，他从轿窗望出，看见打团辫的青年，马上下令拘捕，检查团辫，辨别真假。满清时代，中国不分满汉，人人前半个头顶剃光，后半个脑袋拖一条长辫。就为这条辫子，中国不知死过多少人。满清建政，强令留辫，汉人不从，遂有留发留头的选择，死了不少人。民国建政，实行剪辫，许多汉人也不从，又有留发留头的选择，再次死了不少人，那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