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兵马俑到底属不属于秦始皇？（图）

秦始皇兵马俑到底属不属于秦始皇？（图）

本文出自：新世纪周刊

陈景元用30多年的时间，质疑和佐证秦始皇兵马俑不是秦始皇的，而国家队同样用30多年时间一铲子一铲子地证明8000陶俑是秦始皇的

陈景元：兵马俑不是秦始皇的

本刊记者/张雄

用30多年时间质疑秦兵马俑归属的建筑师陈景元，被视为史学异类

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在2200年前驾崩之前统一了中国，下令修建长城，对中国实行残酷统治。他当时唯一惧怕的是天帝的震怒。他为此下令修建一座庞大的陵墓，让8000名真人大小的彩绘武士守卫。在介绍兵马俑时，美国的《焦点》杂志这样写道。兵马俑被认定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品，似乎从1979年叶剑英题写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馆名时，就已作为一种公论尘埃落定。

想改口太难

‘秦始皇陵兵马俑’的说法，传播得太久了、太广了，想要改口喊其他的，恐怕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72岁的陈景元认为，兵马俑的主人并非秦始皇，而是另有其人。

陈景元的身份与考古或历史无直接联系，他的本专业是建筑学。孩提时代，陈景元喜欢跟着隔壁的棺材店老板用泥巴捏小棺材。在中学里，陈景元几何、制图课成绩出色，制图老师王孟碌认为他是个学建筑、搞工程的好苗子。王孟碌对陈景元说，在秦始皇陵底下，就有众多的山川模型、宫殿建筑模型，那就一定要考到西安去。

1957年，陈景元考上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六年制，现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报到第二天，他独自一人跑到秦始皇陵考察。大学期间，陈景元跑遍了秦陵附近的山山水水，那里的一草一木他了如指掌。陈景元从建筑学、工程技术角度，研究秦始皇陵和秦阿房宫等问题，并参与1961年6月临潼县的城市总体规划工作，划定了秦始皇陵保护区的范围。1973年底，陈景元完成了一部叫《骊阿集》的书稿。在书中，陈景元论述了阿房宫并非秦始皇所建，且秦始皇生前没有预修过骊山墓。这是中国人从建筑工程角度，对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司马迁所撰《史记》一书有关秦代阿房宫、骊山墓的史料记载，首次提出的全面否定。

发现兵马俑的消息并没有马上被公布。1974年11月初，陈景元到南京博物院办事，博物院的同志把这个内部消息告诉了他。一直对秦陵抱有浓厚兴趣的陈景元特意跑到西安进行考察。但对于兵马俑迅速定性为秦始皇所有，陈景元认为此结论很成问题。

新华社记者在《人民日报·情况汇编》内参上发表了《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陶俑》。在这个报道中，作者蔺安稳写道：这批武士陶俑的发现，对于评价秦始皇、研究儒法斗争和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有极大的价值。

此时正值批林批孔、批儒评法的政治运动，秦始皇被四人帮吹捧成是法家人物的代表，是革命派，是朝气蓬勃的，是真老虎，而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以及他的孝子贤孙，则被批判为是腐朽的、没落的反革命小丑。

参加一号坑第一次发掘的研究员张占民曾对媒体透露，1974年正处于批儒评法的关键时刻，中央有人要为法家人物秦始皇树碑立传。但长期以来在文化思想、艺术领域找不到秦始皇的贡献，一下子发现了6000兵马俑，他们自然重视。

岳南在他的系列图书《考古中国·秦始皇兵马俑发现记》中披露：姚文元接到此稿，很是赞赏，当即批了可发二字，并在第二段把秦始皇凭借武力统一了中国，改为秦始皇用武力统一了中国。江青看到了这份内参，在惊喜之余，她又为内参所言临潼某些领导同志出于本位主义考虑，不愿别人插手，因此一直保守秘密，没有向上级报告很恼火，她立即打电话给姚文元，让姚转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对临潼某些领导的做法要严加追查。国务院于1974年6月30日批示，要求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

陈景元认为这是考古史上极其罕见的先定性，后发掘的举措，考古队还没进入现场，相关证据都还没有收集，就一口咬定陶俑的归属。所以这个‘考古结论’是没有任何学术成分科研的。

在陶俑出土几个月后，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学者来到西杨村进行实地考察。他们看到这里距离秦始皇陵有两公里的距离时，纷纷发问：秦始皇陵的陪葬坑，怎么会放到如此遥远的地方？至于陶俑的时代、性质、属主等问题，专家们认为并不能做出肯定准确的判断。国家文物局任际奉处长在1976年看到一份对秦俑提出质疑的材料后，也曾表示秦俑定性确实很匆忙，文章提出的问题，谁也没有办法回答出来。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西北大学教授林剑鸣在《秦俑之谜》中，这样写道：既明确秦俑坑距秦始皇陵外城东墙有1225米之远，就很难证明这组建筑必定为秦始皇陵的一部分，因为它已经在陵园之外。

同样属于质疑者阵营，但陈景元并不认同1225米的说法。这个1225米是以讹传讹。早在1980年1月由秦俑馆主编的《秦俑》画册中，就明确无误地说‘兵马俑坑，位于陵园外城东门外，距陵墓1。5公里’。陈景元介绍，连袁仲一在《秦始皇兵马俑研究》一书中也承认，兵马俑坑位于秦始皇陵东侧1。5公里的西杨村南。但是这一结论与袁仲一曾宣称三百丈的说法仍然不相吻合。

袁仲一曾在1981年第一期《旅游》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汉旧仪》一书有记载，秦始皇曾下令宰相李斯，将陵墓的范围向外扩展三百丈，经过钻探测量，发现出土陶俑的地点，正好在这个范围之内，认定这是秦俑定性的有力凭证。实际上我查阅过各种版本的《汉旧仪》，并没有找到关于‘三百丈’的记载。而且，就算这个说法成立，秦时的三百丈折合成现在的尺寸，也只有690米，而距离秦始皇陵封土将近2公里的西杨村，怎么可能‘跑到’690米的圈子里面去呢？

俑坑里的时间之轮

战国时，各国车轴的尺寸不同，路面形成的车辙也不同。车轴有别，互不通车。不同车辙的路，是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最好办法。因此车同轨是秦始皇完成统一后的重要举措。考古界认为，河北省的井陉天门关的车辙是秦王朝车同轨留下的重要实物佐证。

调查资料显示，井陉古道的轨距是1。40米，而云南曲靖的秦故道车辙、辽宁朝阳城门车辙也是140厘米。而俑坑出土的战车轮距是1。80米；铜车马坑出土的一号车，轨距是1。90米，二号车的轨距是2。04米。袁仲一对此的解释是：秦代有战车、有大车、有小车、有独轮车，那么多不同用途的车，没有办法做到车同轨。

陈景元引用《说文解字·序》的文字说明秦始皇的车同轨制度执行的力度：战国的时期田畴异亩，车涂异轨、令律异法、文字异形，秦始皇初兼天下，李斯乃奏同之。秦王朝由于大规模建设工程的需要，必须使车辆制造实行标准化、制度化，为的是最大限度提高产量，及时地供应备品、备件，使一车可以直通全国。而车不同轨，哪里还有发展经济、保障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

陈认为，井陉秦皇古道上的车辙，根本不与俑坑战车的轮距相同，也不与通车的轮距相同。大小尺寸各不相同的车轴，尤其是1。8米轮距的车的出现，已经违背了秦代同车轨制度。这些都有力说明了，俑坑里面所有的车，处处都与秦王朝的基本国策相抵触，根本就不可能是始皇时代统一轴距的车，怎么可能会出现在秦始皇的面前，去为秦始皇陪葬？

陈景元还认为，秦始皇即位之时首先要建造的，是刚刚去世的父亲秦庄襄王的陵墓、即位才三天便去世的祖父秦孝文王的陵墓，及其祖母、尊祖母等人的陵墓，这才是秦始皇即位后一个时期内最为紧迫的陵墓工程。秦始皇是一个事业型的君主，对他来说远大的治国信念，让他根本无暇顾及百年后事。而且他非常忌讳死亡，《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就有‘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的记载。陈景元认为在秦始皇生前，并未有预修陵墓之举。

大多数学者都认可的一种观点，即秦兵马俑坑曾在秦王朝末年被项羽焚毁。1975年第11期《文物》杂志发表的《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中说：俑坑底部普遍覆盖厚度约0。15～0。44米，可分为10～14层的淤泥。陈景元认为俑坑底部的淤泥层，是俑坑自建成之后直至焚毁前夕，实际存在的一种时间年轮。《秦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称：各种兵器，多出土于淤泥层的表面或淤泥、淤沙中。这样吕不韦戈跟俑坑底部的陶俑并不属于同一地层，毫无疑问是俑坑的‘非原配兵器’，乃是外来者的遗留物。陈景元说。

如果俑坑竣工不久，就遭到焚毁，在一两年时间之内，怎么可能形成几十厘米厚、可以分成14个层次的淤泥层。临潼地区历年气象资料是，150毫米的大暴雨频率是3年一遇，干淤泥也是平均每3年才有l层。这样14层淤泥需要40多年的淤积时间，加上俑坑自身10年的建设工期，所以俑坑真正的始建年代，就要一直向前移推半个多世纪。这一推不要紧，它就被推到秦宣太后、秦昭王这段期间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