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士大夫阶层首度崛起

> 　　中国历史上传统的知识分子，有着数千年积累而形成的许多鲜明特征和优良美德，他们有知识，有思想，有操守，有情感，了解天下，关心百姓，高瞻远瞩，忧 国忧民，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感忘忧国”，“我以我血荐轩辕”，“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达 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自身”，虽既无权无势、家境清贫，遭世俗鄙视；又文弱无力、手无寸铁，为豪强轻蔑，但就是敢挺身而出，慷慨激昂，疾恶如仇，爱憎分 明，铮铮傲骨，凛然正气，不怕权贵，视死如归，抨击一切假恶丑，人间正道是沧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知 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些斩钉截铁、可歌可泣的话句，在泱泱中华大地上已响彻云霄数千载，激励着一代又一代 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读书人的楷模和典范、真正的“国家脊梁”（语）前赴后继，英勇斗争，自强不息，去“为民请命”、“舍身求法”、“埋头苦干”、 “拼命硬干”。而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主要就是指士大夫阶层，这个群体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第一次大规模出现，也就是崛起，正是在大汉王朝，尤其 是东汉的中后期。
　　士大夫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某一方面类似于古代印度的刹底帝利，某一方面又类似于欧洲中古世纪的僧侣教士。在中 国，其历史悠久，商周时期是低级贵族阶层，一般受过六艺教育，能文能武，“士”是武官，“大夫”是文官；春秋时多为卿大夫家臣，战时充当低级军官，有的有 “食田”，有的以俸禄为生，也有的参加农业生产；之际极为活跃，一般都凭借其六艺知识，或从事政治活动，或聚徒讲学，此后逐渐发展为士大夫，也就 是知识分子，《荀子·强国》：“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晋书·夏侯传·抵疑》：“仆也承门户之业，受遇庭之训，是以得接 冠带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在学派定于一尊（）之后的漫长岁月中，他们当然专指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有时也笼统称为“读书人”，当然读的还是 儒书，五经之类。在当时环境，他们以作官为唯一职业；所以更精确地说，士大夫即担任政府官员的知识分子，包括现职官员、退休官员，和正在苦读儒书，将来有 可能担任官员的人物（如太学生）。
　　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为增加政府的新血统，仿效战国时代“招贤”的办法，命高级官 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人士，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群遂逐渐形成一个新兴的士大夫阶层。公元一世纪（汉光武帝），东汉王朝再仿效西 汉王朝，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茂才”、“孝廉”人士，于是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即士大夫的人数更形增加，而终于凝聚成一种力量。在这种情况下， “推荐”成为知识分子达到作官目的的唯一手段。而推荐的标准，除了儒书学识外，还在于道德行为。在强烈的竞争下，必须有突破性的声誉，才能引起有推荐权者 的注意。至于如何才能有声誉，那便需要出奇制胜。所以，每个知识分子都兢兢业业，追求突破记录的至善。这便使一二世纪即东汉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特殊之处，为 后世所罕见。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将其归纳为五类：长时期为父母服丧；辞让财产和辞让官爵；尚侠尚义；廉洁；对恩主绝对效忠。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 到，但大家都竞争着或真或假地去做，还往往做得有声有色。后来又逐渐出现了门第、血统、家族观念，如杨震家四代出了3个宰相，家四代出了5个宰相；这 种做法强固地维持士大夫阶层于不坠，直到20世纪初还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着普遍影响。
　　公元二世纪中叶以后，也就是东汉中后期，汉廷政治 虽然腐败，但设立在首都洛阳的国立大学（太学）学生（太学生）却反而增加，老一代的士大夫需要它训练下一代的士大夫接班人，所以积极支持太学的扩充。50 年代（质帝到桓帝）时，太学生已多达3万人。这些准士大夫——未来的官员们，跟政府中已成为士大夫的现任官员们交往密切。除了谈论儒家学派的五经外，不可 避免地还会谈论到现实政治。好像新闻记者或政治评论家，他们对人物的赞扬或抨击形成了一种有影响力的舆论。跟外戚、宦官相比，士大夫有他们所没有的高一层 次的情操和抱负。外戚靠女人取得权力，宦官靠谄媚取得权力，而士大夫自称靠道德学问取得权力，所以他们在本质上就对外戚、宦官轻视鄙夷，再加上后二者也确 实做出了太多的罪恶，专横擅权，大肆搜刮，相互倾轧，搞得朝廷黑暗混乱，乌烟瘴气，行将腐朽，政权危机，民不聊生，士大夫遂注定要跟他们发生冲突了。这就 是“党锢之祸”产生的根源和背景。
　　外戚宦官主持朝政，有气节的士大夫必退归野外，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规律。早在顺帝时，士大夫就曾毁 裂冠带，避祸深山；到桓帝时，政治更加黑暗，许多知识分子逃入乡下或山林，或躬自耕稼，自食其力；或隐居讲学，苦身修节。表面看起来与世无争，其实反映的 是他们对现实的失望和不满。当京城委人来征请他们入朝为官，替宦官政治歌功颂德时，他们宁死也不肯与权阉为伍，不但不应征，并进而指斥时政。《后汉书·党 锢列传》称桓、灵帝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敷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 行矣。”与避居乡野或深山的耆年渊德者相对应的，是居于太学的年轻气盛的青年学生。他们有感于自己家世的零落和政治前途的暗淡，也对宦官当政感到怨恨，于 是，以郭泰、贾彪等为首的一批学生领袖，一方面在太学中进行反宦官政治的组织和宣传，另一方面又吸收社会上有识有才者入太学以扩充自己阵容。因此，太学成 了当时又一政治活动中心，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第一次出现在政治斗争前沿。
　　外戚宦官的腐朽黑暗统治，使东汉王朝面临崩溃的边缘。在此深 重的社会危机面前，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开始对刘汉政权的前途感到忧虑。他们反对外戚宦官专权，要求改革政治，修补樊篱，维系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局。这就引发 了官僚、太学生与外戚宦官的斗争。顺帝之前，反对外戚宦官的斗争一般只是个别或少数人的行动，尚未形成一股势力。早在和帝初年，窦宪兄弟专权，骄纵不法， 激起了司徒袁安、司空任隗等人的反对，他们采取措施打击窦氏的党羽爪牙。和帝死后，司空周章因反对邓太后废嫡立庶，反对外戚宦官专权，企图发动政变，事泄 后自杀。安帝末年，宦官与外戚阎显、耿宝勾结，虚耗国库，竭民资财；太尉杨震等人反复上书，抗议外戚宦官浊乱朝政，结果杨被罢官，愤而自杀。阳嘉二年（公 元133）李固对策，要求“权去外戚，政归国家”，禁绝宦官子弟“为吏察孝廉”。汉安元年（公元142），东汉政府派杜乔等8人分行州县，监察刺史二千石 臧否。侍御史张纲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公开宣言：“豺狼当道，安问狐狸？”并劾奏梁冀兄弟专权纳贿，结党营私。他的行动震动了整个洛阳京师。
　 　桓、灵以后，朝政完全为外戚宦官势力所把持，连皇帝的废立都操纵在他们手里，政治更加败坏，人民的苦难也越发深重。此外，外戚宦官专权也堵塞了太学生和 郡国生徒们的政治出路。外戚的党羽、宦官的爪牙，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构，选举不实的情况更加严重，这就不能不引起社会舆论的抨击。时谚云：“举秀 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外篇》卷一五《审举》）面对这种黑暗的现实，有更多官僚和地主知识分子联合 起来，出现了品评时局、不满权阉的清议派，投入反对外戚宦官腐朽势力的斗争，但遭到报复和镇压，造成了东汉历史上两次臭名昭著的“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出现在桓帝时期。东汉自和帝登基后，迭出少年（包括幼儿）皇帝，他们不懂国家政务，因此造成了外戚和宦官轮番窃掌国柄的斗争局面，且这种斗争 有一种愈演愈烈的趋势。桓帝在位时，前期是梁冀专制，后期则五侯横暴。官僚和太学生与外戚宦官的斗争，从一开始就非常激烈。公元144年顺帝死后，围绕立 帝问题进行了多次较量，最后梁冀杀了反对派首领李固、杜乔，拥立桓帝。梁冀失败后，桓帝又被宦官所挟制，这就进一步引起了一部分官僚、太学生的愤怒。李 固、杜乔等人的斗争得到社会上的普遍同情，一时李杜声名满天下。桓帝后期，宦官集团独霸政权，涌现出了一大批以清高自守、敢于抨击宦官势力的反对派人物。 在反对宦官集团的斗争中，李膺成为著名领袖。李膺出身于衣冠望族，任河南尹时因打击宦党而被下狱，不久复为司隶校尉。宦官张让弟为野王令，贪残无道，畏罪 躲在张让家中，李膺派人去张让家搜出处死。许多宦官害怕李膺，不敢出宫。李膺敢于打击当权的宦官，名声越来越大，他与太尉陈蕃、南阳太守王畅都受到士大夫 的敬重，以他们为首的反宦官斗争引起了权阉集团的嫉恨。延熹九年（公元166），宦官派人诬告李膺与太学生朋比为奸，桓帝遂诏令全国逮捕“党人”，收执李 膺、陈实等200余人；第二年把党人赦归田里，禁锢终身，不得做官。
　　第二次党锢出现在灵帝时期。建宁元年（公元168），外戚与宦官 的斗争又不可阻遏地爆发了。灵帝刘弘即位后，因年纪尚小，由窦太后执政，论功策勋，封其父窦武为闻喜侯，拜大将军辅政；兄弟窦机为渭阳侯，拜侍中；窦绍为 侯，迁步兵校尉；窦靖为西乡侯，拜侍中，掌管羽林左骑。窦氏一家权倾朝廷内外，十分显贵。窦武嫉恶宦官专宠，遂与陈蕃合作，起用被禁锢的“党人”，打算 消灭宦官势力。但因事机泄漏，此年九月初七，以曹节、王甫为首的宦官发动宫廷政变，胁迫太后，夺取玉玺，派人去逮捕窦武等人。窦武自杀，陈蕃等遇害。随 后，窦家宗亲、宾客以及姻亲，抓到的都被杀掉，又将窦太后迁入南宫，将窦武家属徙于日南。自公卿以下，凡是陈蕃、窦武举荐的，以及他们的门生、旧属，一律 免官，永不录用。宦官集团取得胜利。此后，整个灵帝一朝都在奸阉势力垄断之中。建宁二年（169），宦官侯览使人诬告张俭结党谋反，曹节又乘机奏捕党人， 李膺、杜密、虞放、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其他因仇怨陷害相牵连，以至于死、徒、废、禁者六七百人。人民群众同情和支持被宦官集团迫害的所谓党人，某些党 人逃亡时，许多人“破家相容”，说明反对宦官专权在客观上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熹平元年（公元172）窦太后母亲病故，忧思成病，也于六月初十在南 宫云台去世。有人在洛阳朱雀阙上书写反对宦官专权的文字，宦官集团再次四处搜捕党人及太学诸生千余人。公元176年又下诏规定，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 兄子弟及五服以内的亲属，都一律免官禁锢。这次党锢持续续了十几年，被残酷镇压的人不计其数。
　　东汉的“党锢之祸”，是擅政宦官假借皇 帝名义而对朝野反对自己的士人及年轻学生的全面打击。它既透露出东汉的宦官专权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也反映了士人学生虽前途受到宦官威胁，但不畏强暴， 捍卫正义的大无畏精神。党锢后不久的黄巾大起义，给了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使灵帝意识到，如不解决党锢问题，党人与起义军一旦结合，则后果不堪设想，于 是，中平元年（公元184）下诏宣布大赦党人，流放者准许返回故里，党锢一案方得告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