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一种独特现象：民众和教会对立冲突频发

北京炸弹声中，清帝国的立宪运动，俨然成了哀兵，得到朝野上下纷纷支持，“维稳”的呼声前所未有地成为社会主旋律。

而就在这时，依然在抵制美货的南方，却接连发生了几起恶性涉外群体性命案，矛头针对西方传教士。

义和团式的民粹火山，似乎正被重新点燃，国际社会在惊疑之外，因此而对正在列国访问的大清国宪政考察团，寄予了更大的期望、给予了更大的帮助。

祸起连州

最恶性的一起命案，发生在广东连州，史称“连州教案”。西方史学界一般称为“连州事件”，或者“连州屠杀”。

在中国的主流历史叙述中，这一事件是被当做人民群众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案例。在这起“人民群众的英勇反抗”中，被笼统地称为“美国传教士”的5名死者，4位是女性，其中包括一名11岁的女孩。他们是：

车以纶，女，37岁，医生、传教士；

裴约翰，男，26岁，医生、牧师；

裴约翰之妻，女，27岁，医生、传教士；

麻林氏，女，46岁，医生。她是教堂负责人之妻，因此，被中国人按中国特色命名为“麻林氏”，“麻”是夫姓Machle的音译，而“林”则是父姓Wood的意译；

爱妹，女，11岁，麻义士和麻林氏之女，她是这群“帝国主义者”中最为年轻的。

这5人，包括11岁的爱妹，在冲突中被村民乱刀砍死，尸体被扔进了河里。而教堂负责人、牧师麻义士（医生，有的中文史料也称为“麻医师”）及另一女传教士“扒姑娘”，在教民掩护下幸免于难。

这个教堂，严格地说其实是医院。经过近30年的努力，美国长老会的医疗宣教士们，已经在连州菜园坝建设了男医局（后称惠爱医院）、女医局（后称博慈医院）、礼拜堂，由麻义士负责全局，车以纶则辅助他管理女医局。

惨案发生在1905年10月29日，起因则是小小的噪声纷争。

菜园坝当地村民举行打醮仪式，需要不断鸣放信炮，传教士们前往抗议，说是信炮噪声太大，妨碍了医院的宁静，不利于病人，村民们则争辩说，教堂的钟声也会不时响起，为什么就不会影响病人健康呢？

当天，麻义士将村民的信炮强行收走，激起众怒，酿成冲突。这是各方的文献都认可的，区别在于，作为传统文献的资料，重点描绘了传教士们的无礼、甚至动手打当地孩子，而在冲入医院后更是发现了解剖用的尸体，激起更大的冲突。

而教会在1906年出版的英文报告《连州殉难：十字架依然耸立在连州》，则说经当地乡绅沟通，双方已经解决了纠纷，乡民们答应打醮只做最后一天，传教士也归还了信炮，但此时大批年轻人却失控，不顾乡绅劝阻，开始攻击传教士。各方记载都认可的是，两所医院和教堂被村民们付之一炬，5名美国人也被乱刀砍死――但一方的记载中，只字未提其中4人是女性，且有一个孩子。

官方的行动还是相当迅速的。得到报告后，连州知州沈麟书立即调动军警，连夜赶往菜园坝，保护逃得性命的教士，同时大举搜捕嫌疑人。

麻义士在官兵保护下转移到广州，美国驻广州领事立即向两广总督岑春煊提出“严重交涉”。负责交涉的道台温宗尧，一方面要抓捕和惩办凶手，另一方面要应对美国官方甚至美国军方的巨大压力。

危机应对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中美两国就连州教案进行交涉之时，福建厦门和江西南昌也爆发了类似事件，矛头针对天主教会。

厦门事件发生于3个月后的1906年2月。漳浦县的“仙拳会”与当地天主教徒发生冲突，部分“仙拳会”成员被教徒拘禁，仙拳会首蔡禧遂率众攻打天主教堂，并顺势攻入县城，捣毁和焚烧其他教堂、医院等。官兵紧急出动，捕获蔡禧等人，用极刑处决15人，这就是“漳浦教案”。

数天后（2月22日），南昌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南昌知县江召棠，在与法国天主教南昌主教王安之讨论扩大传教权时，突然在会场暴毙――教会方面坚称江用剪刀自尽，以期造成群体事件，阻碍天主教会扩大传教权；而南昌的民众则指责，教会悍然杀害江知县。江的死亡点燃了南昌民间对教会的怒火，2月25日，数万人攻击各处教堂、学校，打死了王安之等9名传教士，此即“南昌教案”。

教案频发，美国人认为是中国政府放任民间抵制美货的恶果。在“漳浦教案”与“南昌教案”之间（2月14日），美国国务卿路特（此人在1912年获诺贝尔和平奖）照会驻美公使梁诚，指责中国政府未能对抵制美货“稍示实力严行禁遏”，正在激起大规模的排外事件。

南昌教案发生后，路特致电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指出：“自中国每一个角落传来不安的消息，显示了暴风雨的降临。而对这些事，中国政府并无自动积极的表示，它显然已忘了义和团之乱的教训……美国政府觉得，我们有充分权利去要求：第一，采取有效措施，以阻止1900年暴行的重演；第二，凡同情排外运动者，不论其地位高低，严厉处置之；第三，采有效步骤取缔蔓延中的阻碍合法贸易的组织。”

美国海军开始向中国沿海集结，而英法两国则把军舰开进了鄱阳湖。各种迹象都显示，1900年义和团-八国联军般的噩梦，或许会再度上演。

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清政府终于喊停了抵制美货的运动，并对三起教案做了从重从快的判决。连州教案，5名被指控杀害传教士的乡民被斩首，中国赔偿教会损失费和抚恤金共4万多两白银，知州沈麟书等官员被问责革职；漳浦教案，中国赔款8万多两白银；南昌教案，中国赔偿“恤银”5万两、教堂银25万两、医院银10万两。

各方都在反思：为什么义和团运动过去了5年，中国特色的“民教冲突”（民众与教会的冲突）依然如此严峻和血腥？

其实，义和团运动之后，导致“民教冲突”的本质都没改变：那就是在“民教冲突”的表象下，并非信仰之争，而是乡村社会传统的、赤裸裸的利益冲突，被披上了宗教及反宗教的外衣。

西方传教士、尤其是天主教，为了吸引信徒、壮大教会，往往采取利益输送的方式，比如帮教民减免租税、帮打官司等。教会压外交官、外交官压清政府，这一生态链成为教会扩张的法宝。在利益驱动下，常常某村集体入教，而与其有冲突的邻村，则集体加入反教阵线。教会已经作为一种现实的政治力量，深深地介入了中国传统乡村治理，这正是当年刺激义和团大规模兴起的主要原因。

在利益“鸦片”诱导下，华人入教更多的不是基于信仰，而是基于利益，给自己弄一身趋利避害的“洋皮”。入教在很多地方被称为“吃教”，19世纪70年代的民谚，赤裸裸地道出了其中的利益诉求：“天主我的主，鸡蛋大白薯”；“一十字，圣加号，真吃干饭假奉教”……

同样的，反教也并非出于民族救亡的觉悟，而是基于同样的利益考量和不同的路径依赖。有学者统计了1860年11月到1898年10月之间直隶发生的94起教案，大多数都是口角争殴、户婚田产、摊派钱文等民事纠纷，其中，与经济因素直接相关的有53起，占半数以上，而基于宗教信仰的冲突则几乎没有。

所谓的“民教冲突”，其实是中国式实用主义与投机取向的典型产物，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吃教）这两个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数的儒释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于许多‘吃革命饭’的老英雄……这种东西，我们为要和‘敲门砖’区别，称之为‘上天梯’罢。”当然，在这种冲突中，教会因为有列强的武力作为后盾，往往是强势的、占上风的一方。

至于有关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人眼睛制药等传言，虽然无稽，却因为教会的傲慢与不屑，不加解释，往往成为引爆民粹的导火线。无论从中方文献还是外方文献，从教会进入中国之后，似乎对这些广泛存在的疑虑，并没有采取过任何公关措施。而他们唯一的方式，就是不断向可怜的地方官施加压力，加剧自己在舆论中的“被妖魔化”程度。如收容弃婴的善举，由于华人很少愿意把孩子送到洋教堂，天津的修女们甚至订出办法，为每名收养儿童付出一笔奖金，这就间接鼓励了儿童拐卖行为。这种“收购”行为加上婴儿的高死亡率（不少弃婴本是有病的），再加上不屑于解释沟通的傲慢，自然引来猜疑。

一方面是“天主我的主，鸡蛋大白薯”的现实利益冲突，另一方面是“收购弃婴”之类的怪异举动，教会迅速地成为民众心理的第一假想敌。

而在1905/06年的宪政元年，所发生的惨烈“民教冲突”，似乎给列强们一个强烈的信号：要防止中国的民粹火山被点燃，不能只依靠对中国政府保持压力，那样反而更容易激化民粹。最佳的办法，似乎是应当推动中国走向宪政。大清宪政考察团在欧美各国受到极为热情的接待，或许正是体现了国际社会在防止中国民粹喷发上的“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