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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官场升迁计

功夫不负苦心人,观察洪总督身边的人,吴三桂有了重大发现:谢这个人,与一般人不同,非常博学。于是,吴三桂每次拜见谢四新,都必做两手准备:一堆礼品,一串话题。与吴三桂交往越深,谢四新的感觉就越强烈:“随意神侃,或是聊些有深度的话题,吴三桂还真的是不一般,知识渊博,兴趣点广泛,是个值得深交的朋友。谢四新收获了成堆的礼品,吴三桂收获了上级派发的一个大礼包,他被提升为副将。“胜利了!”“成功了!”人世间没有比这更好的感觉。“还有没有更高的职业在等着我呢?”吴三桂将眼光往更高的台面上扫,突然发现,那里有个更高级别的大人物,那就是坐在监军职位上的太监。明朝开国时期,朱元璋把太监往死里整,那时皇宫里的太监,生活在社会最底层,除了倒马桶,就是扫地、养马。到了明朝末期,经过两百多年的世事变迁,太监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升级为操纵帝王权柄、运作国家命脉的重大关键群体。明朝末期,凡是当官的、为将的,假如得不到宦官的支持,便很难在朝廷里立足。国家政权以如此奇特、极其简单的方式与宦官联结起来,明朝末期的悲剧就此产生。有人会问,为什么宦官一一定是国家政权的大祸害?要知道,宦官这群人,往往出身贫苦。家长没有钱供孩子上学读书,孩子从小就被迫走上太监这条最为恐怖的人生路。从小就没有上过学,从小就没有机会进私塾拜老师,太监们自然地成为最缺少知识、也最缺少教养的人群。

一旦这样的人掌握国家最高层的权力,就容易胡作非为,任性乱来。宦官们手握国家权柄,行动路线往往只有-条: -切围绕钱、权转动,再也不是为了国家利益、人民福祉、帝王江山。让太监掌握国家权柄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代又一 代的皇帝们。明朝末期的皇帝,不停地、反复地看到有知识有文化的政府官员为非作歹,一个接一个的高官,犯下大案要案。政府官员们争权夺利,视王法为儿戏,皇帝渐渐对文官集团失去信任。皇帝们想出来的办法也很简单,出奇地信任自己的身边人,信任平日里倒马桶、扫地、洗衣、端菜盆子的下层人,信任这群知识少、文化程度低的“特殊人才”。这种畸形的信任,造成明末一个普遍现象,太监不在皇宫里做倒马桶、扫垃圾的“本职”工作,反而被派到宫城的外面当官,而且是当最最重要的官一监军。明朝末期,在边疆军事重镇,都有宦官坐镇,随时监视军队将领的一举一动。将领们都知道,这些人其实就是皇帝的化身。正在台上走秀的太监高起潜,“以知兵称,帝(崇祯)委任之”,具体工作是监视宁远、锦州及山海关三大军事重地的边防驻军。在这片军事重地当将领, 无论哪一级,其言论、行动都逃不过监军高起潜那双严密监视的眼睛。将领想不丢官,想不掉脑袋,第一件事,不一定是要打败敌人,而是必须做到不得罪那位叫高起潜的领导。否则,不只是家产被没收,脖子上的那个脑袋都有可能被他削掉。

吴三桂拜方一藻、洪承畴,通俗来说,就是“拜码头”,而拜高起潜则大不相同,吴三桂将高起潜拜为自己的“义父”, 即再生父母。官场上,吴三桂不单单看得懂行情,而且顺势而为,抢占了最具战略意义的制高点。早年任陕西三边总督期间,洪承畴与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周旋多年,反复攻打,各有胜负。总体上,双方打了个平手。一直在战场 上混,一直在刀尖上打滚,时常在失败中煎熬,时而感受胜利的喜悦,洪承畴实战经验越来越丰富,成长为那个时期明朝最尖顶的军事指挥人才。清军(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势起,明朝辽东军事形势迅速恶化。清军变成了明政府重大威胁。崇祯十二年(1639年)初,洪承畴被调到辽东担当统帅。把最恐怖的国防威胁,交到最能干的将领手里,崇祯皇帝决策英明。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第一-把火该如何烧,是不是立即指挥明军跟清军狠狠地打上一-仗?洪承畴耐住心事,默默地做起了一一件事,细细察看辽东各地明军将领优劣,查看兵力配置情况。正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