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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死是小”的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都有谁_宋朝历史

北宋的理学当时称为道学,南宋时理学的分化,使得道学之称只适用于南宋理学中的一派。至,道学的名称就用得少了,而称为理学。
程颢(1032-1085年),后人称为明道先生,他曾历任县主簿、县令、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镇宁军判官等职。程颐(1033-1107年),后人称 为伊川先生,曾任汝州团练推官、京西国子监教授、崇敬殿说书等职。二人是亲兄弟,少年时同时从学于周敦颐,以后并称为“二程”。虽然程颢倾向主观唯心主 义,程颐倾向客观唯心主义,但他们的思想基本一致。他们反对的新法,反对张载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初步建立了以理为本的理学思想。这一思想成为宋明两 朝的统治思想,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停滞与封闭。

二程认为,人有两重性,一为“性即理”之性,这是先验之性,接受的完全是一片天理:“自 性而行皆善也,圣人因其善也,则为仁义礼智信以名之。”这是人之所以为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的根据。一为气禀之性:“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 愚。”这又是贤愚之分,善恶之别的根据。人的两重性引起“不是天理,便是私欲”的矛盾和斗争。为了“存天理,去人欲”,二程非常强调封建道德的自我修养, 其要诀在于“涵养须用敬”。就是高度集中注意力去遵守封建伦理而不要有一丝一毫的背离。程熙甚至提出“饿死是小,失节事大”,这本质上是一种僧侣主义的修 养方法,比佛道僧侣主义更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

朱熹(1130令狐安天津车祸-1200年),19岁中进士,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枢密院编修官、 秘书省秘书郎,还先后在江西的南康、福建的漳州、湖南的潭州做过最高行政长官。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思想,是在和董仲舒以 后对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他认为,理在一切事物之先,而又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一切事物都遵循理而运行、变化。对于人来说,理就是性。本然的性 是善的,一切封建道德都是本性所具有的。但本性受了物质的蒙蔽,作出违反封建道德的事来,就恶了。他这种说法,在于宣扬封建秩序的合理性和遵循封建秩序的 必要性。统治者当然喜欢他的这种学说。

理学把人的饮食男女、衣食住行、喜怒哀乐等本性欲望,都归入到“革尽”的“人欲”之中,以“旷 世之高节”。由于事实上无法达到“灭人欲”标准,许多人以说一套做一套来适应此种社会环境,社会便弥漫开了普遍性虚伪。据说一贯道貌岸然的朱熹,有次指斥 他的政敌唐仲友与妓女严蕊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为搞臭唐仲友,便逮捕严蕊,施以酷刑,迫她承认。然而严蕊虽为风尘女子,却不肯妄扳他人,宁死不认,尔后此 事也就不了了之。

原来,朱熹的这套桃色攻击法,又被他人借去“以彼之道,还施其身”了。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上疏,指责朱熹言 行不一,引诱两个尼姑为小妾。皇帝要降旨贬他的官,吓得他上表谢罪,认罪,还骂自己“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看来,道学家中 “道行”最深的朱熹,原来也是那种专灭别人的“人欲”,而不灭自己的“人欲”的假道学呵,更遑论一般道学先生们了。

到了明代,理学继续成为统治者的理论工具,进一步束缚了中国的思想。思想上高度统一、文化上的格局单元一致,使人们的精神处于压制状态,毫无生机可言。

明代理学中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是王守仁(1472-1529年),后人称他为阳明先生。明武宗、世宗时,他曾任南京兵部尚书。由于多次镇压农民起义和少数 民族暴动,及平定统治阶级内部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极力维护风雨飘摇中的明王朝的统治,因而得到最离统治者的赏识,被封为“新建伯”。

王阳明沿着从内到外、从心到物的思辨途径,对“心”的能动作用作了一系列的片面夸大。他说:“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 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 知,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只是一件。”片面夸大心的能动作用,在心与理的关系问题上还提出了“心外无理”的命题,他要求人们不存“妄念”,以致又落脚于 “存天理,去人欲”。殊不知这一思想导致了人性的戗害,个性的抹杀,多少人被礼教文化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