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饮酒_《李国文说宋》
其实，并不善饮酒。
他在《题子明诗后》说：“吾少年望见酒盏而醉，今亦能三蕉叶矣！”蕉叶，是一种浅底酒杯，容量不大。何况，的酒，酒精度是很不高的，武松过景阳冈，喝了十八大碗酒，居然还有力气打虎，足见苏东坡这三小杯酒，量是很有限的了。但他爱酒，而且越老越酷嗜此物，“饮中真味老更浓”，这就是他的爱酒铭。后来，他流放岭南惠州的倒霉日子里，甚至自己酿酒呢！
人之喝酒，有数种状况：一是嗜好，对杯中物情有独钟，自斟自饮，自得其趣；二是应人之邀，坐在席旁，杯在手中，盛情难却，不得不饮；三是意在酒外，以酒浇心中之块垒耳。凡天下饮酒人，无非喜爱、应酬、解愁三道。但东坡先生饮酒，却与众不同。他说过：“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书东皋子传后》）他还说：“吾饮酒至少，常以把杯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在扬州时，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盘礴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和饮酒二十首序》）
他所追求的杯酌之娱，不是自己的陶陶然、飘飘然，而是愿意看到别人在饮他的酒时的那份快乐。这种自己喝得并不多，但愿朋友喝得多的饮酒之道，实在是很特别的。朋友喝得舒服、畅快、尽兴、欢乐，他也得到了淋漓酣畅的由衷喜悦。甚至比来喝他酒的朋友，还觉得开心些。所以，“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余上者”。饮酒达到如此境界者，古往今来，大概是不太多的。
“若仆者又何其不能饮，饮一盏而醉，醉中味与诸君无异，亦所羡尔。”（《东坡题跋》）求其醉味，而不在盏数，这里我们不仅看到诗人饮酒的潇洒，也看到东坡先生信奉的人生哲学。“我有一瓢酒，独饮良不仁”，他一生追寻的真正快乐，是一种精神世界的完善，这和酒囊饭袋沉湎于物欲的满足之中，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东坡先生这样，愿意与别人同享快乐的。而且，从给予别人物质的快乐中，去追求自己精神上快乐的人，那就更少更少了。世俗的功利之心，严酷的竞争行为，小市民的现实主义，以及快乐的不可多得，势必造成这样的紧张状态：如果有一杯酒，宁可独饮自斟；如果有一口饭，不希望出现第二张嘴；如果是快乐，最好不要有人分享。
假如，酒只有一壶，饼只有一块，快乐也只有那么一点点，独自慢慢地受用，也并无可以指摘之处。可有些人常常不满足于个人有酒可饮、有饼可餐、有快乐可享的局面。总想得到自己得不到的，本属于别人的一份；胃口大一点的，那阴暗的灵魂、占有的心理、攫取的欲望以及伸得很长的手，就与苏东坡的人生哲学恰恰相反。以夺取别人物质的快乐，来获得精神上的快乐，那就实在不足为训了。总之，在说起来颇不雅的动物本能的驱使下，不仅夺了他人的酒，抢了他人的饼，还把快乐建筑在他人痛苦的基础上。于是，人世间的厮杀争斗、卑污龌龊，就由此而生了。在他们眼中，人和人之间，只剩下赤裸裸的商业交换关系，除了利害得失外，别无其他。活在这种血腥味很浓的人群中，人生的全部目的，就是咬人与被咬，只要有一副食肉类动物的坚牙利齿就行了，这样的人，真是“异于禽兽者几希”了。
其实，苏东坡的一生，称得上是跌宕沉浮、命途多舛、血雨腥风，是不断地被剥夺杯中酒、手中饼和并不多的快乐的一生。颠沛流离，天南海北，旅途驿站，奔波不歇，但他无论在怎样的处境中，都能营造出快乐氛围。诗文之娱，酒食之味，声色之美，山水之趣，比之他的政敌和文敌，那位拗相公，过得要充实丰富、生动有趣多了。应该说，他享受了诗情画意的一生，心灵自由的一生，也是在炼狱中获得了大自在的一生。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这种自己快乐，更愿从别人快乐中追求精神上大快乐的人生哲学。
现在，姑且不论宋神宗时代的政治上的变法运动，其是非曲直，公道人心，仅就这两位文学大家的争端而言，弄不清王安石是否受冷落二十多年以后，心理有一点变态？是否由于比他年晚的那如日中天的名声，使他按捺不住难以名状的嫉妒？一般来讲，人是有着复杂心理的动物，文人也难能例外。韶华已逝，便仇恨一切来日方长的人；风光不再，便嫉妒所有姹紫嫣红的美丽，寂寞冷落，自然怨绝窗外传来的繁华热闹的声音；，便对文场的新鲜举止视若仇敌，非咬牙切齿不可了。也许从这里能理解王安石上台以后，对于啊，苏轼啊，那种绝不手下留情的打击了。
文人的嫉妒情结，是挺可怕的。所以，历朝历代的文人，要动手整起同类来，是不怎么斯文的，而且，要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的话，更是行家里手。尤其善于从文字中寻找破绽，上纲上线，鸡蛋里都能挑出骨头来，何况苏轼写了那么多的诗文，还能找不出一个错。所谓文祸，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是小菜一碟，不算什么稀奇的。没错尚且难逃文网，更何况东坡先生的正直、不合时宜，对于这位握重权的前辈同行，在政治上、文学上的不买账呢！于是，王安石的爪牙，那些御史们，那些妒火中烧的小文人，就抓住了他的诗，参了好几本，押赴京师，坐了大牢。
他被关押，被流放，被远谪，倒并非他的酒害的。不过他写过，“醉里狂言醒可怕”，他的酒给他带来了“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惟有当时月，依然照杯酒”的灵感，甚至连书法也因酒而出神入化。“仆醉后辄作草书十数行，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也”。但他由酒而诗，由诗而祸的人生际遇，漂泊半生，至死也并不悔酒悔诗，依然我行我素。甚至他的朋友、他的弟弟，都郑重令计化失势内幕劝他戒诗。当然，嗜诗和嗜酒是一样的，只要成了瘾，就不大容易戒掉。不过，更重要的，是他信奉自己快乐，也与人快乐的人生哲学，怎么能教他罢笔断诗呢？该怎么着，还怎么着，岂肯随便改弦易辙呢？
一个坚信自己的人，也是不肯臣服的人，尽管他因写诗写进了狱中，可在班房里仍旧继续写他的诗。被关狱中一百三十日，后来释放了，出狱当天，忍不住还是要饮酒，要写诗。“百日归期恰及春，余年乐事最关身。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人。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究，窃禄从来岂有因。”虽有一肚子不满，但不计较，虽受到不公平待遇，但不深究，这一百多天的牢狱之灾过后，春风拂面，鹊报平安，酒杯琥珀，诗笔纵横，我还不依然故我？这首诗要是让王安石和他的党羽看到了，恐怕眼珠子都得气绿。
一个人能够为自己的追求和理想活着，不改初衷，哪怕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数亩荒园留我住，半瓶浊酒待君温”，也坚持与人快乐、自己快乐的作风不变，“天公用意真难会，又作春风烂漫晴”，只要素心不变，本真不灭，快乐总是属于我们的。
他在《纵笔三首》里写过，这大概是他晚年的笔墨了：“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可见一直到他衰迈之年，对于酒和诗的钟情，仍不减当初。由此可知，他信奉着他的人生哲学，一直享用到最后，结束了他光辉的一生。所以，从东坡先生的饮酒之道足以佐证，获得，固然是一种快乐，给予，也未尝不是一种快乐。要是大家多一些东坡先生所追求的快乐，那么这个世界上，岂不是更温馨、更美满吗？
他在《题子明诗后》说：“吾少年望见酒盏而醉，今亦能三蕉叶矣！”蕉叶，是一种浅底酒杯，容量不大。何况，的酒，酒精度是很不高的，武松过景阳冈，喝了十八大碗酒，居然还有力气打虎，足见苏东坡这三小杯酒，量是很有限的了。但他爱酒，而且越老越酷嗜此物，“饮中真味老更浓”，这就是他的爱酒铭。后来，他流放岭南惠州的倒霉日子里，甚至自己酿酒呢！
人之喝酒，有数种状况：一是嗜好，对杯中物情有独钟，自斟自饮，自得其趣；二是应人之邀，坐在席旁，杯在手中，盛情难却，不得不饮；三是意在酒外，以酒浇心中之块垒耳。凡天下饮酒人，无非喜爱、应酬、解愁三道。但东坡先生饮酒，却与众不同。他说过：“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书东皋子传后》）他还说：“吾饮酒至少，常以把杯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在扬州时，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盘礴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和饮酒二十首序》）
他所追求的杯酌之娱，不是自己的陶陶然、飘飘然，而是愿意看到别人在饮他的酒时的那份快乐。这种自己喝得并不多，但愿朋友喝得多的饮酒之道，实在是很特别的。朋友喝得舒服、畅快、尽兴、欢乐，他也得到了淋漓酣畅的由衷喜悦。甚至比来喝他酒的朋友，还觉得开心些。所以，“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余上者”。饮酒达到如此境界者，古往今来，大概是不太多的。
“若仆者又何其不能饮，饮一盏而醉，醉中味与诸君无异，亦所羡尔。”（《东坡题跋》）求其醉味，而不在盏数，这里我们不仅看到诗人饮酒的潇洒，也看到东坡先生信奉的人生哲学。“我有一瓢酒，独饮良不仁”，他一生追寻的真正快乐，是一种精神世界的完善，这和酒囊饭袋沉湎于物欲的满足之中，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东坡先生这样，愿意与别人同享快乐的。而且，从给予别人物质的快乐中，去追求自己精神上快乐的人，那就更少更少了。世俗的功利之心，严酷的竞争行为，小市民的现实主义，以及快乐的不可多得，势必造成这样的紧张状态：如果有一杯酒，宁可独饮自斟；如果有一口饭，不希望出现第二张嘴；如果是快乐，最好不要有人分享。
假如，酒只有一壶，饼只有一块，快乐也只有那么一点点，独自慢慢地受用，也并无可以指摘之处。可有些人常常不满足于个人有酒可饮、有饼可餐、有快乐可享的局面。总想得到自己得不到的，本属于别人的一份；胃口大一点的，那阴暗的灵魂、占有的心理、攫取的欲望以及伸得很长的手，就与苏东坡的人生哲学恰恰相反。以夺取别人物质的快乐，来获得精神上的快乐，那就实在不足为训了。总之，在说起来颇不雅的动物本能的驱使下，不仅夺了他人的酒，抢了他人的饼，还把快乐建筑在他人痛苦的基础上。于是，人世间的厮杀争斗、卑污龌龊，就由此而生了。在他们眼中，人和人之间，只剩下赤裸裸的商业交换关系，除了利害得失外，别无其他。活在这种血腥味很浓的人群中，人生的全部目的，就是咬人与被咬，只要有一副食肉类动物的坚牙利齿就行了，这样的人，真是“异于禽兽者几希”了。
其实，苏东坡的一生，称得上是跌宕沉浮、命途多舛、血雨腥风，是不断地被剥夺杯中酒、手中饼和并不多的快乐的一生。颠沛流离，天南海北，旅途驿站，奔波不歇，但他无论在怎样的处境中，都能营造出快乐氛围。诗文之娱，酒食之味，声色之美，山水之趣，比之他的政敌和文敌，那位拗相公，过得要充实丰富、生动有趣多了。应该说，他享受了诗情画意的一生，心灵自由的一生，也是在炼狱中获得了大自在的一生。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这种自己快乐，更愿从别人快乐中追求精神上大快乐的人生哲学。
现在，姑且不论宋神宗时代的政治上的变法运动，其是非曲直，公道人心，仅就这两位文学大家的争端而言，弄不清王安石是否受冷落二十多年以后，心理有一点变态？是否由于比他年晚的那如日中天的名声，使他按捺不住难以名状的嫉妒？一般来讲，人是有着复杂心理的动物，文人也难能例外。韶华已逝，便仇恨一切来日方长的人；风光不再，便嫉妒所有姹紫嫣红的美丽，寂寞冷落，自然怨绝窗外传来的繁华热闹的声音；，便对文场的新鲜举止视若仇敌，非咬牙切齿不可了。也许从这里能理解王安石上台以后，对于啊，苏轼啊，那种绝不手下留情的打击了。
文人的嫉妒情结，是挺可怕的。所以，历朝历代的文人，要动手整起同类来，是不怎么斯文的，而且，要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的话，更是行家里手。尤其善于从文字中寻找破绽，上纲上线，鸡蛋里都能挑出骨头来，何况苏轼写了那么多的诗文，还能找不出一个错。所谓文祸，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是小菜一碟，不算什么稀奇的。没错尚且难逃文网，更何况东坡先生的正直、不合时宜，对于这位握重权的前辈同行，在政治上、文学上的不买账呢！于是，王安石的爪牙，那些御史们，那些妒火中烧的小文人，就抓住了他的诗，参了好几本，押赴京师，坐了大牢。
他被关押，被流放，被远谪，倒并非他的酒害的。不过他写过，“醉里狂言醒可怕”，他的酒给他带来了“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惟有当时月，依然照杯酒”的灵感，甚至连书法也因酒而出神入化。“仆醉后辄作草书十数行，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也”。但他由酒而诗，由诗而祸的人生际遇，漂泊半生，至死也并不悔酒悔诗，依然我行我素。甚至他的朋友、他的弟弟，都郑重令计化失势内幕劝他戒诗。当然，嗜诗和嗜酒是一样的，只要成了瘾，就不大容易戒掉。不过，更重要的，是他信奉自己快乐，也与人快乐的人生哲学，怎么能教他罢笔断诗呢？该怎么着，还怎么着，岂肯随便改弦易辙呢？
一个坚信自己的人，也是不肯臣服的人，尽管他因写诗写进了狱中，可在班房里仍旧继续写他的诗。被关狱中一百三十日，后来释放了，出狱当天，忍不住还是要饮酒，要写诗。“百日归期恰及春，余年乐事最关身。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人。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究，窃禄从来岂有因。”虽有一肚子不满，但不计较，虽受到不公平待遇，但不深究，这一百多天的牢狱之灾过后，春风拂面，鹊报平安，酒杯琥珀，诗笔纵横，我还不依然故我？这首诗要是让王安石和他的党羽看到了，恐怕眼珠子都得气绿。
一个人能够为自己的追求和理想活着，不改初衷，哪怕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数亩荒园留我住，半瓶浊酒待君温”，也坚持与人快乐、自己快乐的作风不变，“天公用意真难会，又作春风烂漫晴”，只要素心不变，本真不灭，快乐总是属于我们的。
他在《纵笔三首》里写过，这大概是他晚年的笔墨了：“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可见一直到他衰迈之年，对于酒和诗的钟情，仍不减当初。由此可知，他信奉着他的人生哲学，一直享用到最后，结束了他光辉的一生。所以，从东坡先生的饮酒之道足以佐证，获得，固然是一种快乐，给予，也未尝不是一种快乐。要是大家多一些东坡先生所追求的快乐，那么这个世界上，岂不是更温馨、更美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