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东洋:为解决倭寇之祸郑和督师10万出使日本
近两年来,海内外许多郑和研究学者开始注意郑和航海对全球叶开赶牛的影响,而且对七下西洋的航海领域提出了补充与扩展,因此,又出现一个郑和“下东洋”的问题。
熟悉历史的读者对“郑和下西洋”耳熟能详,但是对“郑和下东洋”却大都知之甚少,其实这个“郑和下东洋”比“郑和下西洋”更耐人寻味。
明朝建立前后,倭寇猖獗,边患频仍,明太祖朱元璋一怒之下,断绝中日交往,实行海禁,朱棣夺得帝位后,希望四海宾服,便试着开放海禁,岂料这一来却让日本浪人钻了空子,如潮水般涌来,“倭寇”势力渐大,越闹越凶,甚至有时候明朝官军都不能敌。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永乐二年四月,夷船一十一只,寇穿山,百户马兴与战死亡。寻寇苏州府松江府诸处。”
日本浪人仅凭十几只木船,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如入无人之境,“鬼子”进村,烧杀淫掠,中国百姓避之不及,纷纷逃难,对此倭乱,明朝小说家冯梦龙在《古今小说》的《杨八老越国奇逢》一章中亦有形象描绘:“舟车挤压,男女奔忙,人人丧胆,尽愁海寇恁猖狂;个个惊心,只恨官兵无备御。扶老携幼,难禁两脚奔波;弃子抛妻,单为一身逃命。不辨贫穷富贵,急难中总则一般;哪管城市山林,藏身处只求片地。”
必须指出的是,明朝所谓“倭寇”,与后来大举进攻中国的“倭寇”不同,不是政府正规军,而是日本政府也管不了的海匪,就像21世纪的索马里海盗,索马里政府也奈他不得。
但尽管如此,明成祖朱棣还是决定采取中国传统“告御状”方式,将官司打到国外,于是,“郑和下东洋”的故事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先于“下西洋”发生了。
永乐二年,即1404年,郑和督师10万出使日本。
大名鼎鼎的“郑和下西洋”目的有五个:宣扬明朝国威、扩展朝贡贸易、寻找失踪的建文帝、迎佛牙、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
而郑和下东洋的主要使命是什么?当然也不排除上述五个目的,尤其是寻找建文帝这一项秘密使命不能排除,因为按照地理方位,建文帝如果流亡海外,应该先到东洋,再到西洋,而东洋首站,当属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
当然,秘密使命是不能在史书提及的,史书记载的,都是当政者正大光明的使命,据《明史·戎马志》记载:此次,郑和出使日本只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晓谕明成祖旨意:“使其自行剿寇,治以本国之法。”
第二件,“许以贸易”,双方签订《堪合贸易条约》,“堪合”乃明朝朝廷颁发的执照签证,日本人在条约下,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中国的丝绸、瓷器、书画、资财等等,尽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而非“野蛮打劫”地拿走。
当时东渡日本也是很艰巨的,唐朝高僧鉴真六次才东渡成功,足以说明其艰难,郑和从桃花渡(今浙江宁波附近)东渡至日本,代表明朝政府向日本政府指出应严格按照会谈内容办事,不得违背。
此时日本,怀义王已经作古,第三代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统一南北朝,明史称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源道义”,这个日本的实际统治者,眼见明朝大队人马押送着大量宝物到访日本,也不在君臣礼仪虚名上较劲,日本执政源道义自知理亏,立即下令逮捕了倭寇首领,并保证今后不再出现类似情况,遂象征性地杀了二十多个海盗浪人、将首级送给大明使者做“投名状”,并接受了明朝封号、金印、冠服等,表示臣服,按属国的名分向明朝皇帝呈递国书,奉明正朔。
郑和带着20多个倭寇首级和足利义满“臣服表”回国交差,朱棣找回了超越老爹的面子,满心欢喜,对日本国“嘉其勤诚,赐王九章”,又向源道义赠送了金银、瓷器、书画等物,并允许日本国朝贡团人员总数可多至二百人,在江浙贸易。
明史学者总结“郑和下东洋”,赞其以经济手段怀柔、“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反观日本政府这一方,得到了实惠,并无什么损失。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郑和出使东洋,通过与日本国王磋商,使其本国主动出师剿捕倭寇,并绳之以法,日本国王接受了郑和的建议,接受了明朝“日本帝国”的封号和金印、冠服等,并遣使致谢,与永乐朝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双方签订了“勘合贸易条约”,即“永乐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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