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战:第九章 丧国权,马关之约
缺乏预见
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与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军国主义怪胎,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
日本就像一架制作精良的战争机器,时刻不停地运转着,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
与之相比,中国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
当时清朝的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桢、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为意。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朝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
幻想外国调停,忽视自身力量
中国最高统治者中掌实权的慈禧太后、奕欣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从战争开始到失败投降,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
外交和军事一样,都是国家政治行为的重要手段。李鸿章想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军事对峙,用心可以理解。但他显然对列强干预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了,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
一味求助别人,而松懈自己,放纵敌人,在战争中实为大忌,无疑是取祸之道。
他认为“列强必有区处,必有收场”,命令部下“静守勿动”“保舰勿失”,既殆误了军机,又影响了士气。
信奉“武器决定论”
甲午战争无论从总体上还是从主要战役来看,都不是败在军事力量对比和武器装备优劣上。军队战斗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直接因素,但战斗力的强弱不仅决定于武器装备,还有军队的指挥、管理、训练、精神状态,战略和战术等。甲午战争的情况也是这样,把战败单纯归于武器装备说不过去,是一个长期形成的认识误区。
战略失误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一侧,日军属于跨海作战,补给线很长,必须从海上运输。中国虽是内线作战,但扰乱和切断敌军的海上交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措施。因此,集中海军主力,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必要时进行决战,对敌方海军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当时也有这个力量和可能。
1893年,中国海军居世界第9位,排在英、德、法、俄、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之后,美、日之前。如果战略正确,指挥得当,应该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收到很大的效果。
腐朽没落的统治
当时的清朝,早已失去开国初期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气象,落日的辉煌已经完全消褪,远远地被抛在世界潮流的后边。体制陈旧、政治腐败,在内忧外患中迎来了它的末日。
清朝末年,国家四分五裂,如同一盘散沙。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明争暗斗不停。朝廷分成帝后两党,一班文臣拥戴光绪皇帝前台执政,但并无实权。“阴主朝政”的慈禧太后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也不放松窝里斗。
军队和军事工业分属几个洋务集团,带有封建割据性。中央政府控制力减弱,地方和军队便自成体系,各行其是。加之列强进行渗透,在中国培植代理人,派系更为复杂。平时争权夺利,战时互不配合。军队后勤保障虽是业务问题,但也深受政治环境、社会风气的影响,最终成为战争胜负的因素。
军队素质低下、不堪一击
政治腐败必然影响军队建设。当时全国的军队,北洋最优,北洋里海军又较陆军为优。但就是北洋海军,也严重存在着军纪涣散、操练废弛、贪污腐化、精神萎糜等问题。
北洋海军后期军事训练形同虚设,有时为了应付上级视察弄虚作假。李鸿章对整体训练放任自流,对军队的思想教育更是漠不关心。清军毫无斗志,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部分将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错失了很多次可以取胜的机会。
封建政权买办化导
一般来说,在外敌入侵的生死存亡关头,社会的主要矛盾会由阶级矛盾、内部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统治集团也会把反侵略战争作为头等大事和当务之急,但清末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的软弱、消极,急于求和投降的态度不是封建统治的腐朽性所能完全解释的。
还有其更深层次的特定原因,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封建政权和统治集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买办化了。封建性加买办化决定了对待资本主义侵略的妥协性。由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这个因素是过去历朝历代,包括清朝初期不曾有过的。封建政权买办化源于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半殖民地化。
清朝统治集团在甲午战争中妥协、退让、求和、投降的一系列做法,都可从其买办立场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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