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第一大案，戊午科场案：考试营私舞弊的后果有多严重

咸丰八年(1858年),对大清国来说,正处于开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水深火热之中,内有太平天国,外有英法联军,咸丰皇帝终日担惊受怕,偏偏在这当口,又发生了一场科举舞弊大案。

尽管天下很不太平,人才还是要选拔的。这一年八月,乡试还是如期拉开帷幕。顺天府是京畿重地,担任顺天府主考官的是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柏葰,一等一的朝廷大员,可见重视。

九月十六日揭榜,虽然舆论已经哗然,但科举考试历来中者喜落者悲,并没有引起官府注意。乡试结束后,柏葰也晋升为文渊阁大学士,再加上身兼军机大臣,他已位极人臣。

谁知好景不长,十月初七,御史孟传金上奏,指出这次考试里出现了舞弊行为,并且不止一起,牵涉到考官,戊午科场案由此案发。

咸丰相当重视,下旨由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兵部尚书全庆和陈孚恩会审,特令“此旨尔等看完, 交军机处写明发, 孟传金原折不必交军机处”。

调查结果,乡试果然有猫腻,比如中标的试卷,有的错别字达到300多个,“讹字至三百余”,这在科举中是难以想象的。

此外,还发现考生试卷被修改、调包等舞弊行为。接着调查下去,结论是考生罗鸿撰,通过关系求助同考官浦安,浦安又通过主考官柏葰家丁靳祥说服了柏葰,把罗鸿撰已被淘汰的试卷改成了中试。

最严厉的是事后的处罚。

载垣、端华等上奏案情, 提出处理方案,别的都还好说,其中有一条,“(柏葰)比照交通嘱托, 贿买关节例, 拟斩立决”,这让咸丰有点为难。

大学士柏葰作为主考官和直接责任人,当然难辞其咎。然而柏葰又是朝廷重臣,深受咸丰倚重,如何处理柏葰,成了问题的焦点。

按照咸丰的意思,处死柏葰心有不忍,“柏俊早正揆席, 勤慎无咎, 欲曲待之”,他是想从轻发落的。

这时,肃顺的意见起了决定性作用。

肃顺认为:“取士大典, 关系至重, 亟宜执法, 以惩积习”, 柏俊罪不可宥,“非正法不足以儆在位”。

权衡之下,咸丰准奏,柏葰被判斩立决,成为清朝唯一一位因为考试舞弊被处死的大学士,也会自科举制开创以来,因为舞弊被问斩的最高级官员。

被称为咸丰朝乃至晚清第一大案的戊午科场案,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背景。

首先是肃顺和柏葰之间的政治斗争。

柏葰是蒙古正蓝旗人,以户部尚书身份协办大学士之职,乡试结束后,更是擢升为文冤阁大学士兼军机处领班大臣,大权在握,位极人臣。

柏葰身居高位,当然会有他的政敌。朝中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肃顺等人就是他的政敌,柏葰为官以老成持重著称,肃顺则性格激烈,两人不是一路,“柏俊素持正,自登枢府,与载垣、端华、肃顺等不协。”

肃顺这群人里,载垣和端华才能平庸,但肃顺是个能人,所以遇事都是由肃顺做主。

肃顺向来胸有大志,柏葰受宠,肃顺的能力就无从施展,只能屈居人下,所以肃顺要实现政治抱负,必然要与柏葰争权,只有把柏葰搞倒了,他才能上位。

咸丰指定的会审人员,以载垣和端华为主审,这对肃顺来说,正是求之不得。

柏葰虽然被逮捕,但从他自己到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最重不过是被流放新疆而已。像和珅那样被认为罪大恶极的官员,嘉庆帝也只是赐他自尽,况且清朝开国以来,从来没有公开处斩过柏葰这种级别的官员。

假使被流放,很快就能被指望被召回京城,重新起用,所以柏葰已经吩咐家人收拾行李,打算打包出发。

柏葰最后被处斩,后人多以为肃顺是要为自己立威,拿柏葰开刀。这其实并不全面,肃顺坚持这样处理,其实也有章可循。

在清朝历史上,对科举舞弊案的处理一向非常严格。拿清朝前期的两次科举舞弊案来举例,顺治朝有丁酉科场案,处理结果是主副考官和同考官都被处斩,共计斩首27人。康熙朝有辛卯科场案,主考官左必蕃失察被革职,副考官赵晋、同考官王曰俞、方名都被斩决。

以这两场科举舞弊案来看,判柏葰处斩也有先例可循,在法理上,肃顺的坚持不能说错,不能完全看做是肃顺出于私怨,一意打击报复。

肃顺一定要置柏葰于死地,还有他的政治目的。

肃顺虽然据理力争,但他显然是无法左右皇帝意愿的,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咸丰手里,咸丰同意肃顺之请,其实是和肃顺想到一起去了,那就是要整顿吏治。

清朝的吏治

在清朝前期,也就是顺治到乾隆前中期,吏治还算比较清明,从乾隆中期开始,清朝吏治开始逐渐败坏,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到了嘉庆和道光时期,即使和珅这样的巨贪被打倒,还是出现了钦差大臣李毓昌查赈被山阳知县毒死的恶性案件,嘉庆帝曾有心整顿,却左支右拙,有心无力之下,发出了“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朕虽再三告诫,舌敝唇焦,奈诸臣未能领会,悠忽为政”的哀叹。

这一时期,官场风气是“大抵以畏葸为慎, 以柔慢为恭”,官员因循疲玩,贪污腐化,成了官场上公开的秘密。

吏治的败坏,反映到国家命脉之一的科场上,就是舞弊行为的蔓延。

科举制度自隋唐开始,发展到清朝,金榜题名已成为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目标。范进中举虽是小说家的虚构,却也是社会的真实写照,科举成功,就是社会中众多士子的所毕生追求的目标,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无法实现,在这样的环境下,科举向来是整个社会关心的热点。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在顺治朝和康熙朝吏治相对廉洁的环境下,尚且有人敢于铤而走险,那么到了吏治败坏的清朝中后期,舞弊的空间就来得更大。

薛福成在他的《庸盦笔记》中曾经说:“自条子兴 , 而糊名之法几穷矣。”

“糊名”和“易书”都是防止考试作弊的办法,用以防止阅卷者通过名字和字迹辨认出考生,但到了清朝中期,“条子”作弊法开始流行,成为走后门的流行方法,传统的“糊名”和“易书”等方法早已无法有效防止作弊。

“然而自有条子之法 , 暗通关节, 使科举考试屈抑真才。自乾隆嘉庆以来,此风日盛,主试之人,皆视为当然。”

更有甚至,就是像戊午科场案一样,直接找到主考官调换试卷,有才者被刷下,无才者上位。

吏治始终不见好转,到了咸丰即位后,又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直接威胁到清朝统治,可是官场却依然故我 ,咸丰帝曾痛斥:

“内外文武诸臣,视国如家固不乏人,然泄泄沓沓,因循不振,禄位之气重,置国事于不问者,正复不少。”《清文宗实录》

他也多次下旨告诫,如:

“...近年以来,凡遇会议事件,或托故不到,或笑其浮躁。甚至遇有交议,并不会集,一任主稿衙门委之司员书吏,分送片稿,各衙门堂官,随同画诺,或明知未协而不肯言,或依违将就而退有后言。似此因循委卸, 相习成风,又何以用会议为耶 ? 嗣后诸王大臣等,如遇特旨会议事件,务须遵照旧章,公同面商,虚心筹酌,迅速定议具奏,毋得推诿耽延,仍蹈积习,有负朕集思广益之至意。此旨着各衙恭录悬挂,俾触目警心。”

见群臣没什么改变,他再次下旨:

“自今日始,仍有不改积习,置此谕于不顾者,朕必执法从严惩办,断不姑容,猛以济宽, 正今日之急务也。”

从这些可以看出,咸丰已经有了严办违法官员,整顿吏治的决心。

偏巧不巧的是,这时候又发生了戊午科场案这样的大案,作为主考官的柏葰毫无疑问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柏葰的处理结果,就是吏治整顿的反映

如何处置柏葰?从咸丰个人角度看,柏葰深受信任,又素有为官持重之名,并且他官居一品,位高权重,从个人角度看,咸丰不想杀他,所以他说“柏俊早正揆席, 勤慎无咎, 欲曲待之”。

另一方面,柏葰作为主考官,负有直接责任,当然也是难辞其咎。肃顺“取士大典,关系至重,亟宜执法 ,以惩积习”的力争,从私处看是他想要打击政敌,从法理上看却也并无不妥,理由堂堂正正,让咸丰无法驳斥。

从国家角度看,从嘉庆到道光,面对吏治的腐败,都有心整治,却都是以劝诫为主,对高级官员并不敢下决心整治,比如上面提到的李毓昌案,除了处死与案件直接有关联的山阳知县和淮安知府,两江总督铁保只是被革职流放,江苏巡抚汪日昌被勒令退休,虽然称得上雷厉风行,客观上却并没有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

咸丰即位后,沿用了嘉道两朝的办法,一再劝诫,却收效甚微,甚至爆出了戊午科场案这样的大案,再劝诫看来也无济于事。

并且,咸丰之前就已下上谕,号称“朕必执法从严惩办,断不姑容,猛以济宽”。

乱世须用重典,为了整顿吏治,咸丰帝终于痛下决心:

“情虽可原,法难宽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泣。柏俊著照王大臣所拟,即行处斩。”

这确实也是咸丰内心的真实写照。

戊午科场案的处理成效

咸丰狠下心来处死了柏葰,严刑峻法之下,科场面貌确实为之一新,阅卷比之前更加严格,“阅卷大臣均粘某人拟 ,取黄签进呈后,上帝判甲乙于卷首,命尚书肃公监视拆弥封,盖慎之也。”

递条子的事基本看不到了,相当长的时间内,科场不见了舞弊行为。

“自戊午严办考官之后,遂无敢明目张胆显以条子相授受者。适今三十余年乡会两试规模尚称肃格 , 则此举诚不为无功。”

科场风气的好转,实际也就是吏治的好转。再反过来看,科举取士能做到公平公正,就能为国家输送像样的人才,形成良性循环。

对肃顺来说,坚持从重处理柏葰,固然有打击政敌、借此立威的需要,但从结果来看,柏葰倒台,肃顺上位后,其霹雳手段,确实起到了扭转风气的效果,很大程度来自于对柏葰的严肃处理。

戊午科场案,之所以被视为扭转晚清政局的关键节点,还不是整顿吏治这样简单。

肃顺揽权后,分量日渐加重。在这之前,他和柏葰所代表的,实际是朝廷里的保守派和激进派。

太平天国席卷四方,清朝的经制兵不堪一击,这样的局面下,湘军等地方勇营崛起,挑起了大梁。

如何对待湘军,咸丰同样左右矛盾,既要依靠他们打败太平军,又怕湘军坐大成为威胁,不敢放权给湘军将领。

但是不放权,湘军就会受到压制,无法保证战斗力,如果湘军再被击溃,清朝的统治就非常危险了。

朝廷里的大臣,也持两派意见。以朝中以祁寯藻、彭蕴章为代表的保守派处处反对重用湘军将领。咸丰六年后,柏葰得到重用,柏葰为官老成,与肃顺意见不一,他日渐受到重用,对与保守派意见相左的激进派显然不是好事。

肃顺虽然出身宗室,观念却比较先进,他是激进派的代表。

肃顺认为湘军可用,对湘军将领曾国藩、胡林翼等他也是“倾心推服,“平时与座客谈论, 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识量、胡文忠公之才略”。

所以激进派的肃顺,必须击败保守派,并且以柏葰立威,更能显示出他的铁腕和决心。

柏葰倒台后,肃顺没有了对手,“颇任宗王及御前大臣, 枢密之权渐替”。肃顺得以展示他的政治抱负,“帷幄之谋, 皆由肃顺主持之”,他大力举荐提拔湘军将领,曾国藩等湘军要员得以青云直上,成为重臣。

即使后来肃顺在政变后被杀,慈禧也没有废止他的政策,“阴行肃顺政策, 亲用汉臣”。可见,肃顺的政策确实行之有效,在这个紧急的关口挽救了清朝,其起点正是来自戊午科场案,他在此案中的立威,为他日后推行他的政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戊午科场案中,柏葰被处死,后人多有认为惩处过严,肃顺为人也尤其苛刻狠毒的一面,但从后果来看,乱世须用重典,戊午科场案对清朝起到的影响,总体来看是积极的。

最后,引用《清史稿》对戊午科场案和肃顺的评价来做结尾:

“(肃顺)赞画军事所见, 实出在廷诸臣上, 削平寇乱, 于此肇基, 功不可没也。”

“(戊午科场案)用重典之效,足以挽回风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