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毛泽东称为 “明朝最伟大的诗人”的高启为何会被腰斩？
高启（1336年——1374年），字季迪，号青丘子，长洲（今江苏苏州市）人，元末明初诗人。诗集有《高太史大全集》，文集有《凫藻集》附《扣舷集》词。高启出身富家，童年时父母双亡，生性警敏，读书过目成诵，久而不忘，尤精历史，嗜好诗歌，与张羽、徐贲、宋克、王行等十人常在一起切磋诗文，人称北郭十才子。同时，与杨基、张羽、徐贲被誉为吴中四杰，当时论者把他们比作唐初四杰。但无论是十才子还是四杰，高启的文学成就远远超过了其他人。
高启曾被毛泽东称为 明朝最伟大的诗人。他在元末活得自由自在，但是在明朝却惨遭腰斩!
能够闲散自由地隐居、赋诗、饮酒而保持自我的独立，不仅需要具备文人的主观条件，同时还要拥有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在元代则恰好为其提供了此一机遇。文人们在被朝廷边缘化之后，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群无人管束的自由阶层。遵循宋代以来的传统，文人们主要从事讲学与作诗两大行当，尤其是在江南地区就更是如此。有元一代，书院林立，诗社迭起，与此种既轻视文人又放纵文人的政治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后来王世贞曾带着羡慕的语气追忆说：当胜国时，法网宽，人不必仕宦。浙中每岁有诗社，聘一二名宿如廉夫辈主之，刻其尤者以为式。饶介之仕伪吴，求诸彦作《醉樵歌》，以张仲简第一，季迪次之。赠仲简黄金十两，季迪白金三斤。当时的吴越一带曾先后有两个文人集团最可瞩目，一个是以顾瑛的玉山草堂为中心的松散诗人群体，他们体现了元代文人处于政治边缘的自由闲散的生活方式；另一个是以吴中四杰为核心的文人群体，他们处于张士诚的实力范围之内。张士诚在政治上缺乏远大目光而只图自保，但对文人则较为优待，为其所用则予以优厚待遇，不为其所用亦听其自便，所以当时的文坛盟主杨维桢与年轻新秀高启都曾拒绝其征召而得以安然隐居。正是在如此环境中，高启才能享受那一份潇洒与自由，他在《青丘子歌》中自我描绘说：蹑履厌远游，荷锄懒躬耕。有剑任锈涩，有书任纵横，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舍下七十城。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庚。朝吟忘其饥，暮吟散不平。当其苦吟时，兀兀如被酲。头发不暇栉，家事不及营。儿啼不知怜，客至不果迎。不忧回也空，不慕猗氏盈。不惭被宽褐，不羡垂革缨。不问龙虎苦战斗，不管乌兔忙奔倾。世间无物为我娱，自出金石相轰铿。江边茅屋风雨晴，闭门睡足诗初成。叩壶自高歌，不顾俗耳惊。尽管这是带有极大的夸张与想象的文学描绘，不等于现实中的作者，但考诸高启生平，还是大致能够体现其当时的人生行为与精神状态的。
但是在入明之后，文人们在元代所拥有的环境全都改变了。朱元璋总结元朝灭亡的原因，认为官吏贪污与法网松弛是主要因素，故曰：建国之初，当先正纲纪。元氏昏乱，威福下移，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动。《明史？刑法志》则曰：太祖开国之初，惩元季贪冒，重绳贪吏。面对在元代社会中闲散自由惯了的文人群体，朱元璋必须解决两个问题，既要让他们出山为朝廷服务，又要在规定的体制内规规矩矩地服务。明初朝廷曾充满热情地连续下诏书征召山林隐逸之士，却同时又连连摧折儒士名流。对此钱穆先生曾总结说：元政大弊，端在重吏而轻儒。明祖之起，其敬礼而罗致之者固多儒，且亦以儒道而罗致之。然其所以录用之者，则仍未免循元之弊。盖以旧之用吏者用儒，儒有不能吏事者，亦有不愿自屈为吏者。方其未仕，敬礼之，优渥之，皆所以崇儒也。及其既仕，束缚之，驰骤之，皆所以驭吏也。在上者心切望治，有其可谅。而在下者之不安不乐，宁求隐退以自全，亦有未可一概而议者。儒召之而吏用之，这是元明易代之际文化变迁与承袭相混合的典型特征，钱先生之概括基本准确。说基本准确是因为朱元璋之视儒为吏除却望治心切外，更要通过各种手段将文人纳入既定的规范秩序之中，而要守规矩，其前提即在摧折其个性与限制其野性。
高启不幸遭遇到这样的时代，从而使他无论在朝与在野都感到严重的不适应：在朝时不仅具有京城做客的孤独感，更有种种礼节制度对其闲散自由个性的限制，其他种种不便不必多言，单是早出晚归的朝参就使之苦不堪言：官吏收鱼钥，朝趋阻向晨。忘鸣鸡睡熟，倦立马嘶频。柝静霜飞堞，钟来月堕津。可怜同候者，多是未闲人!在高启的眼中，他不如那些熟睡的鸡，他们可以忘记打鸣而熟睡，却不会被朝廷追究罪过，可自己立在宫门前，连马都等得不耐烦了，却还得耐着性子等下去。由己及彼，他看到周围乃是一群再做不得闲人的同僚。于是他想到了退隐，他认为自己就是一只草野养成的大雁，根本不适宜养于宫中：野性不受畜，逍遥恋江渚。冥飞惜未高，偶为弋者取。幸来君园中，华池得游处。虽蒙惠养恩，饱饲贷庖煮。终焉怀惭惊，不复少容与。15做官当然有好处，比如宫廷的华贵，生活的优裕，但无论如何他就是感到再没有以前的从容自在，还是更留恋那逍遥自在的江浒生涯。然而当高启真正回到他梦寐以求的隐居之地时，他依然感受不到原有的愉快。
朋友已经星散，世事已经变迁，诗酒优游的场面已经一去不复返。尽管有人曾考证出洪武时期北郭诗社还一度存在16，但在高启的诗中却很少再出现集中的高谈阔论、饮酒赋诗的场面，所谓去年秋，余解官归江上，故旧凋散，朋徒殆空。高启的确又可以享受其懒与闲的生活了，但此时的懒散已经主要不是潇洒而是无聊了。于是，高启真正陷入了一种居闲厌寂寞，从仕愁羁束的两难境地。在一个新王朝中，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还在按原有的惯性生活，于是就有了与魏观的交往。他们之间的交往不是官与民的关系，而是朋友的关系，这种关系就像当初与饶介的关系一样，可以一起饮酒赋诗，可以相互帮助。果然，为了交往方便，魏观就把高启的家迁到了夏侯里第，以便朝夕亲与；高启也为魏观改造的新府第撰写上梁文，就像当初夸耀饶介一样夸耀魏观说：郡治新还旧观雄，文梁高举跨晴空。南山久养干云器，东海初生贯日虹。欲与龙庭宣化运，还开燕寝赋诗工。大材今作黄堂用，民庶多归广庇中。不必再追索已经散佚的《上梁文》的内容，也不必再去猜测其《宫女词》是否含有讥讽深意，因为在洪武七年二月已基本完成的《大明律》有上言大臣德政曰：凡诸衙门官吏及士庶人等，若有上言宰执大臣美政才德者，即是奸党。务要鞫问，穷究来历明白，犯人处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若宰执大臣知情，与同罪；不知者，不坐。仅凭此律便可治高启之罪。魏观当然还算不上宰执大臣，但如果联系到朱元璋认为他在伪吴王府旧址上修建府第而有谋逆嫌疑的话，则高启自然也就犯了上言美政才德的罪过。不是吗？南山久养干云器，东海初生贯日虹、大材今作黄堂用，民庶多归广庇中，这些话在朱元璋看来难道还不够刺眼吗？高启在明代初期只可能有两种选择：一是默默无闻老死草野，二是接受官职甘当循吏，但前提是放弃他伸张的自由个性与文人的清高。他由于不肯放弃这些，所以他必然付出生命的代价。
明洪武七年（1374年），上任不足2年的苏州知府魏观和幕僚高启、王彝被逮送南京。不久传来消息：魏观和王彝问斩，高启以腰斩处死。据明祝允明（又名祝枝山，明代草书第一人）《野记》载，还不止拦腰一刀，而是截为八段。
问高启犯下了什么罪名？说是有异图。用现在话说，就是有不可告人的企图。稍懂律法的人都明白，这是证据不足的推想，以此作为罪状何以服天下人？明太祖朱元璋冷静下来也觉过头了，允许死者家属收葬。高启死时年仅39岁。
高启有文武才，无书不读，面尤邃于群史，以诗著名。《四库全书提要》称他诗天才高逸，实踞明一代诗人之上。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之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禾农缛丽之习而返之于正，启实有力。
高启是明初诗坛的大家，诗评家对他的作品非常推崇。清人赵翼称他才气超迈，音节响亮，宗派唐人而自出新意，一涉笔即有博大昌明气象，并说论者推为（明代）开国诗人第一（见《瓯北诗话》）。这话并非过誉，且有一定的代表性。这样一位大诗人，至少给开国皇帝的文治添了光彩，朱元璋为何要置他于死地？